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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上
卷中
卷下
底本与校例
卷上
卷上十七问对，八十一段。开卷不从兵理说起，从一件正在议的军务说起：贞观十八年前后，高丽屡侵新罗，太宗问打不打、怎么打，李靖答「臣以正兵」。「正兵」二字一出，这一卷就再没离开奇正——从霍邑之战太宗自己的亲历，到曹操《新书》的分数、《握奇文》的名义、黄帝丘井之法、太公与管仲的军制、《司马法》的来历、楚子二广与荀吴毁车，最后落回蕃汉杂处的边防。全卷的骨头只有一句：奇正不是两种兵，是同一支兵的两种用法，「素分者，教阅也；临时制变者，不可胜穷也」。本卷还藏著这部书最好的一段史论：谢玄破苻坚，李靖不许人算作谢玄的本事，只说是苻坚自己不成——胜负的因果要从输家身上找。
太宗曰：「高丽数侵新罗，朕遣使谕，不奉诏，将讨之，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高丽屡次侵犯新罗，朕派使者去晓谕，它不奉诏命，朕要讨伐它，怎么样？」（高丽即高句丽，当时盖苏文专国。贞观十七年新罗告急，十八年太宗决意东征。全书从一件正在案头的军务开头，不是托古：问的人是皇帝，答的人是刚从西北回来的统帅。）
靖曰：「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，谓中国无能讨，故违命。臣请师三万，擒之。」
李靖说：「探知盖苏文自恃懂兵，以为中国不能来讨，所以违命。臣请领兵三万，把他擒了。」（盖苏文即渊盖苏文，贞观十六年弑荣留王而自立为莫离支。此时李靖已七十余，这句话是老将的口气，不是廷议的辞令。）
太宗曰：「兵少地遥，以何术临之？」
太宗说：「兵少而地远，你拿什么办法去对付它？」（一问一答之间，全书的论题就从「打不打」转进到「凭什么」。）
靖曰：「臣以正兵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用正兵。」（四个字而已，却是全书的门。底下八万字都在解释这四个字为什么不是废话。）
太宗曰：「平突厥时，用奇兵。今言正兵，何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平定突厥的时候，你用的是奇兵。如今说正兵，为什么？」（贞观四年李靖夜袭阴山，三千骑破颉利，天下以为奇兵之极。太宗正是拿这件事堵他。）
靖曰：「诸葛亮七擒孟获，无他道也，正兵而已矣。」
李靖说：「诸葛亮七擒孟获，没有别的路数，正兵罢了。」（七擒孟获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李靖不辩解，只举一个公认的奇例，说它其实是正兵——奇正之辨从第一个回合就开始翻转。）
太宗曰：「晋马隆讨凉州，亦是依八阵图，作偏箱车。地广，则用鹿角车营；路狭，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。信乎！正兵古人所重也。」
太宗说：「晋朝马隆讨凉州，也是依著八阵图，造偏箱车：地面宽阔，就用鹿角车营；道路狭窄，就在车上架木屋，且战且进。真是如此！正兵是古人所看重的。」（马隆事见《晋书·马隆传》：泰始末凉州为树机能所据，马隆募勇士三千五百人西讨，转战千里，终于斩了树机能。底本此处作「晋马隆计凉州」，「计」字不成义；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讨」，封面书影第七行即是，今据改。）
靖曰：「臣讨突厥，西行数千里，若非正兵，安能致远？偏箱、鹿角，兵之大要，一则治力，一则前拒，一则束部伍，三者迭相为用，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！」
李靖说：「臣讨突厥，向西行了几千里，若不是正兵，怎么能走这样远？偏箱车、鹿角车营，是用兵的大要：一是保养力气，二是在前抵挡，三是约束部伍，三者交替为用——马隆得古法得得深哪！」（偏箱车一面有箱板，可以当作行城；鹿角车营以拒马相连。「治力、前拒、束部伍」三者，正是后文《孙子》「治力之法」的张本。「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」，四库本作「深也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破宋老生，初交锋，义师少却。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，横突之。老生兵断后，大溃，遂擒之。此正兵乎？奇兵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朕破宋老生，刚一交锋，义师稍稍后退。朕亲自带铁骑从南原驰下，拦腰冲它。老生的兵被截断了后路，大溃，于是擒了他。这是正兵呢？还是奇兵？」（霍邑之战在大业十三年，太宗时年十九，随李渊起兵南下，斩隋将宋老生于霍邑城下。以下一连数问，太宗拿自己打过的仗当题目——问的人在场。）
靖曰：「陛下天纵圣武，非学而能。臣案兵法，自黄帝以来，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。且霍邑之战，师以义举者，正也；建成坠马，右军少却者，奇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陛下天纵圣武，不是学来的。臣考兵法，自黄帝以来，都是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。况且霍邑之战，义师以义而举，这是正；建成坠马、右军稍却，这是奇。」（「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」是李靖全书的次第。建成坠马右军稍却本是失误，他却判为奇，伏笔在下一段。「天纵圣武」，四库本作「神武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彼时少却，几败大事，曷谓奇邪？」
太宗说：「那时候一退，差点坏了大事，怎么能叫奇呢？」（这一问问得极好，它逼出了「奇正在人」这句全书总纲。）
靖曰：「凡兵以前向为正，后却为奇。且右军不却，则老生安致之来哉？法曰：『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。』老生不知兵，恃勇急进，不意断后，见擒于陛下。此所谓以奇为正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凡是用兵，向前的是正，后退的是奇。况且右军不退，老生怎么肯追出来呢？兵法上说：『用小利引诱他，趁他乱了拿下他。』老生不懂兵，恃勇急进，不料后路被截，被陛下擒了。这就叫作以奇为正。」（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」出《孙子·计篇》。李靖是以效果定名，不以本意定名。）
太宗曰：「霍去病暗与孙、吴合，诚有是夫？当右军之却也，高祖失色；及朕奋击，反为我利，孙、吴暗合，卿实知言。」
太宗说：「霍去病暗暗与孙、吴相合，真有这回事吧？当右军后退的时候，高祖失了脸色；等到朕奋力冲击，反倒成了我们的便宜。『与孙吴暗合』，卿真是说得中肯。」（霍去病事见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天子曾想教他孙吴兵法，他回答「只看方略如何罢了，不必去学古兵法」。「高祖失色」一句，是这部书里唯一一次写李渊的神情。）
太宗曰：「凡兵却，皆可谓之奇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凡是退兵，都可以叫作奇吗？」（底本作「皆可谓之奇乎」，四库本无「可」字。）
靖曰：「不然。夫兵却：旗参差而不齐，鼓大小而不应，令喧嚻而不一，此真败却也，非奇也；若旗齐鼓应，号令如一，纷纷纭纭，虽退走，非败也，必有奇也。法曰：『佯北勿追。』又曰：『能而示之不能。』皆奇之谓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不是的。凡是退兵：旗子参差不齐，鼓声大小不相应，号令喧哗不统一——这是真败退，不是奇。若是旗齐鼓应、号令如一，看去纷纷纭纭，虽然退走，也不是败，那一定有奇在里头。兵法上说：『假装败走的不要追。』又说：『能，却装作不能。』说的都是奇。」（「佯北勿追」「能而示之不能」分见《孙子·军争》与《计篇》。这一段给出了全书最可操作的判准：看旗、看鼓、看号令。「此真败却也」，四库本作「此真败者也」；「能而示之不能」，四库本作「勿能」，《孙子》原文正作「不能」，底本是。）
太宗曰：「霍邑之战，右军少却，其天乎？老生被擒，其人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霍邑那一战，右军稍退，是天意吗？老生被擒，是人谋吗？」（天乎人乎，是太宗真正想问的：胜负到底归谁。）
靖曰：「若非正兵变为奇，奇兵变为正，则安能胜哉？故善用兵者，奇正在人而已。变而神之，所以推乎天也。」太宗俛首。
李靖说：「若不是正兵变成奇、奇兵变成正，怎么能胜呢？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奇正只在人罢了。变化到了神妙处，所以才推给天。」太宗低下了头。（「变而神之，所以推乎天也」——把天留给变化之不可测，而不留给命。「太宗俛首」三个字是全书罕见的叙事笔，写皇帝低头。）
太宗曰：「奇正素分之欤？临时制之欤？」
太宗说：「奇正是平素就分定的呢？还是临时制定的？」（这是全书第一个真正的技术问题。）
靖曰：「案曹公《新书》曰：『己二而敌一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；己五而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。』此言大略尔。唯孙武云：『战势，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』斯得之矣。安有素分之邪？若士卒未习吾法，偏裨未熟吾令，则必为之二术。教战时，各认旗鼓，迭相分合，故曰：分合为变，此教战之术尔。教阅既成，众知吾法，然后如驱群羊，由将所指，孰分奇正之别哉？孙武所谓『形人而我无形』，此乃奇正之极致。是以，素分者，教阅也；临时制变者，不可胜穷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按曹公《新书》说：『我二倍于敌，就以一术为正、一术为奇；我五倍于敌，就以三术为正、二术为奇。』这不过是说个大略。只有孙武说：『战势不过奇正，而奇正的变化不可穷尽。奇正相生，像圆环一样没有头尾，谁能穷尽它？』这才算说到了。哪里有平素分定的道理？若是士卒还没熟习我的法度、偏裨还没熟悉我的号令，那就必须给他分作二术：教战的时候，各认自己的旗鼓，交替地分合，所以说分合为变——这是教战之术罢了。教阅已经练成，人人知道我的法度，然后就像赶一群羊，由著将领所指，谁还分什么奇正的别？孙武所说的「使敌人现形而我无形」，这才是奇正的极致。所以说：平素分定的是教阅，临时制变的则不可穷尽。」（曹公《新书》即曹操《兵书接要》一类，今佚。所引孙武语出《势篇》，「形人而我无形」出《虚实篇》。底本「己二而敌一」，四库本作「已」，形近。）
太宗曰：「深乎！深乎！曹公必知之矣！但《新书》所以授诸将而已，非奇正本法。」
太宗说：「深哪！深哪！曹公一定是懂的。只是《新书》不过是拿来授给诸将的，不是奇正的本法。」（这句评语很准，也替后文批评曹操「骄而好胜」先埋了线。）
太宗曰：「曹公云：『奇兵旁击。』，卿谓若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曹公说『奇兵从旁边打』，卿以为怎么样？」
靖曰：「臣案曹公注《孙子》曰：『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。』此与旁击之拘异焉。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，将所自出为奇，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？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曹公注《孙子》说：『先出去接战的是正，后出去的是奇。』这就与旁击那种拘泥不同了。臣愚见以为：大队所合的是正，将领自己所出的是奇，哪里有什么先后、旁击的拘泥呢？」（曹注《孙子·势篇》今本作「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」。李靖不取方位之见，改以主从立论。底本「此与旁击之拘异焉」，四库本作「旁击之说异焉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奇；吾之奇，使敌视以为正。斯所谓『形人』者欤？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变化莫测。斯所谓『无形』者欤？」
太宗说：「我的正，让敌人看成奇；我的奇，让敌人看成正——这就是所谓『形人』吧？以奇为正、以正为奇，变化不可测——这就是所谓『无形』吧？」（形人、无形正是《孙子·虚实》的两句。这部书的对话结构常常如此：皇帝负责归纳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陛下神圣，迥出古人，非臣所及。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陛下神圣，远远超出古人，不是臣所能及的。」（「非臣所及」，四库本作「非人所及」。李靖的再拜多在太宗说对的时候。）
太宗曰：「分合为变者，奇正安在？」
太宗说：「所谓分合为变，那奇正在哪里？」
靖曰：「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。故正亦胜，奇亦胜。三军之士，止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，非变而能通，安能至是哉？分合所出，唯孙武能之，吴起而下，莫可及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善于用兵的人，无处不是正，无处不是奇，使敌人猜不透。所以用正也胜，用奇也胜。三军的将士只知道打了胜仗，不知道为什么胜——不是通达变化，怎么到得了这一步？分合的路数，只有孙武做得到，吴起以下就赶不上了。」（「三军之士，止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」化用《孙子·形篇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吴术若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吴起的术是怎样的？」（太宗要听具体的，不要评语。）
靖曰：「臣请略言之。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，起曰：『使贱而勇者前击，锋始交而北，北而勿罚。观敌进取，一坐一起，奔北不追，则敌有谋矣；若悉众追北，行止纵横，此敌人不才，击之勿疑。』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，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试著略说一说。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对该怎么办，吴起说：『叫地位低而勇的人先上去打，锋刃刚一交就败退，败退了也不处罚。再看敌人怎么进取：一坐一起有节，败退了也不追，那就是敌人有谋；若是倾巢追击败兵，行止纵横没有法度，这是敌人不成材，打它不必迟疑。』臣以为吴起之术大抵多是这一类，不是孙武所说的「以正合」。」（所引魏武侯问答见今本《吴子·料敌》，文字小异。本站另有《吴子》全本可以对看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舅韩擒虎，尝言卿可与论孙、吴，亦奇正之谓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卿的舅舅韩擒虎，曾说卿可以跟他谈孙、吴，也是指奇正吗？」（韩擒虎是李靖的舅舅，灭阵名将，见《隋书·韩擒虎传》：「每与论兵，未尝不叹服，曰：可与论孙吴之术者，惟斯人矣。」拿舅舅的评语来问外甥，是全书少见的家常口吻。）
靖曰：「擒虎安知奇正之极，但以奇为奇，以正为正尔！曾未知奇正相变，循环无穷者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韩擒虎哪里懂得奇正的极致，只是以奇为奇、以正为正罢了，竟不知奇正相变、循环无穷。」（答得不客气，也顺手替全书定了标准：知道两个名目不算懂。）
太宗曰：「古人临阵出奇，攻人不意，斯亦相变之法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古人临阵出奇，攻其不意，这也是相变之法吗？」
靖曰：「前代战鬬，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，以片善而胜无善，斯安足以论兵法也！若谢玄之破苻坚，非谢玄之善也，盖苻坚之不善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前代的战斗，多半是拿小术胜无术，拿一点小长处胜毫无长处，这哪里配拿来论兵法！像谢玄打败苻坚，不是谢玄高明，是苻坚不高明。」（谢玄淝水破苻坚在太元八年。「非谢玄之善，盖苻坚之不善」——把一场天下皆知的胜仗判给输家。底本「盖苻坚之不善也」，四库本作「乃」。）
太宗顾侍臣，检〈谢玄传〉，阅之，曰：「苻坚甚处是不善？」
太宗回头吩咐侍臣，把〈谢玄传〉找出来，看过之后说：「苻坚哪一处不高明？」（〈谢玄传〉在《晋书》卷七十九。太宗当场命人取书来看，这是贞观君臣议论的实况：不凭记诵，翻书。）
靖曰：「臣观《苻坚载记》曰：『秦诸军皆溃败，唯慕容垂一军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，垂子宝劝垂杀坚，不果。』此有以见秦军之乱，慕容垂独全，盖坚为垂所陷明矣！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，不亦难乎？臣固曰：无术焉，苻坚之类是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看《苻坚载记》上说：『秦的各路军队都溃败了，只有慕容垂一军独自保全。苻坚带一千多骑去投奔他，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劝父亲杀了苻坚，没有做。』从这里可以看出：秦军之乱而慕容垂独全，苻坚是被慕容垂陷住了，明明白白。被人陷住了还想胜敌，不也难吗？所以臣本来就说：无术，苻坚这一类就是。」（《苻坚载记》在《晋书》卷一百十三、四。「为人所陷而欲胜敌，不亦难乎」是全书最冷的一句史论。底本「臣固曰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故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孙子》谓：『多筭胜少筭』，有以知少筭胜无筭。凡事皆然。」
太宗说：「《孙子》说『算得多的胜过算得少的』，由此可知算得少的也胜过全不算的。凡事都是这样。」（《孙子·计篇》作「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」。底本此句作「多筭胜少筭，有以知少筭胜无筭」，四库本无「有以知」三字，而上海图书馆藏刊本有，与底本同，今仍底本。）
太宗曰：「黄帝兵法，世传《握奇文》，或谓为《握机文》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黄帝兵法，世上传为《握奇文》，也有人说是《握机文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（《握奇文》旧题风后撰，今传《握奇经》晚出。握奇还是握机，是唐人已经在争的一个书名。）
靖曰：「奇音机，故或传为机，其义则一。考其词云：『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机。』奇，余零也，因此音机。臣愚谓兵无不是机，安在乎握而言也？当为余奇则是。夫正兵受之于君，奇兵将所自出。法曰：『令素行以教其民者，则民服。』此受之于君者也。又曰：『兵不豫言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此将所自出者也。凡将，正而无奇，则守将也；奇而无正，则鬬将也；奇正皆得，国之辅也。是故，握机、握奇，本无二法，在学者兼通而已。」
李靖说：「奇读作机，所以也传为机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考它的文辞说：『四份为正，四份为奇，余下的那一奇由大将握著。』奇，就是零余，因此读作机。臣愚见以为：用兵没有一处不是机，何必说什么握不握呢？当作『余奇』讲才对。正兵是从君主那里受来的，奇兵是将领自己出的。兵法上说：『平素令行而用以教民的，民就服。』这是从君主受来的；又说：『用兵不可预先讲定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这是将领自己出的。凡是将领，有正而无奇，是守将；有奇而无正，是斗将；奇正都有的，是国家的辅佐。所以握机、握奇本来没有两法，在于学的人兼通罢了。」（「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机」是《握奇经》的开篇，「余奇」是零数，八阵之外所余的那一分，由大将自握。「令素行以教其民者，则民服」出《孙子·行军》，「兵不豫言」「君命有所不受」出《九变》。末三句是全书论将最凝练的一处。底本「考其词云」，四库本作「辞」；「此将所自出者也」，四库本无「所」字。）
太宗曰：「阵数有九，中心零者，大将握之。四面八向，皆取准焉。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。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。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。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，敌冲其中，两头皆救。数起于五，而终于八，此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阵的数目有九，中心那一份零余，由大将握著；四面八方，都拿它作准。阵中容得下阵，队中容得下队。可以把前面当后面，把后面当前面。前进不急奔，后退不遽走。四个头、八条尾，碰到哪里哪里就是头；敌人冲它的中间，两头都来救。数起于五而终于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」（这一问把《握奇》的阵法整段背了出来。皇帝能把操典背到这个地步，是这部书值得注意的地方之一。）
靖曰：「诸葛亮以石纵横，布为八行，方阵之法即此图也。臣尝教阅，必先此阵。世所传《握机文》，盖得其粗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诸葛亮拿石头纵横摆布，排成八行，方阵之法就是这个图。臣从前教阅，一定先教这个阵。世上所传的《握机文》，不过得了它的粗处。」（诸葛亮垒石为八阵图，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「推演兵法，作八阵图」及《水经注·江水》所记鱼复平沙聚石。）
太宗曰：「天地风云，龙虎鸟蛇，斯八阵何义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这八阵是什么意思？」
靖曰：「传之者，误也。古人秘藏此法，故诡设八名尔。八阵本一也，分为八焉。若天地者，本乎旗号；风云者，本乎旛名；龙虎鸟蛇者，本乎队伍之别。后世误传，诡设物象，何止八而已乎？」
李靖说：「传的人弄错了。古人秘藏这个法，所以诡设了八个名目罢了。八阵本来是一个，分成八个。所谓天地，本于旗号；所谓风云，本于旛名；所谓龙虎鸟蛇，本于队伍的分别。后世误传，诡设出各种物象来，何止八个！」（一句话拆掉了整个象数体系。这是全书反复出现的态度，到卷中论四兽五行、卷下论阴阳术数时还要再说三次。）
太宗曰：「数起于五，而终于八，则非设象，实古制也。卿试陈之。」
太宗说：「数起于五而终于八，那就不是设象，实在是古制了。卿试著说说看。」
靖曰：「臣案黄帝始立丘井之法，因以制兵，故井分四道，八家处之，其形井字，开方九焉。五为阵法，四为间地，此所谓起于五也。虚其中，大将居之，环其四面，诸部连绕，此所谓终于八也。及乎变化制敌，则『纷纷纭纭，鬬乱而法不乱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势不散』，此所谓散而成八，复而为一者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黄帝开始立下丘井之法，因而拿它来制兵，所以井字分成四道，八家住在里头，形状像个井字，开方成九区。五区作阵法，四区作间地，这就是所谓起于五。虚出中间，大将住在那里，四面环绕，各部连接，这就是所谓终于八。等到变化制敌的时候，就是『纷纷纭纭，斗得乱而法不乱；浑浑沌沌，形成圆而势不散』——这就是所谓散开来成八、合回去为一。」（「纷纷纭纭」四句出《孙子·势篇》。底本「此所谓起于五也」，四库本「五」下有「数」字。）
太宗曰：「深乎！黄帝之制兵也。后世虽有天智神略，莫能出其阃阈，降此，孰有继之者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深哪，黄帝的制兵！后世就是有天生的智慧、神妙的谋略，也出不了他的门限。这以下，还有谁接得上他呢？」（底本作「莫能出其鬪阈」，「鬪阈」不成词；阃阈即门限，转为范围之称。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阃阈」，今据改。）
靖曰：「周之始兴，则太公实缮其法。始于岐都，以建井亩；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百人，以立军制；六步七步，六伐七伐，以教战法。陈师牧野，太公以百夫致师，以成武功，以四万五千人，胜纣七十万众。周《司马法》，本太公者也。太公既没，齐人得其遗法。至桓公霸天下，任管仲，复修太公法，谓之节制之师，诸侯毕服。」
李靖说：「周朝刚兴起的时候，太公实在是把这个法修整过的。从岐都起，立井田之制；用戎车三百辆、虎贲三百人，立起军制；走六步七步一停、击刺六次七次一止，拿来教战法。在牧野列阵，太公以百人挑战，成就了武功；拿四万五千人，胜了纣的七十万众。周朝的《司马法》，本于太公。太公死后，齐人得了他的遗法。到桓公称霸天下，任用管仲，又修太公之法，叫作节制之师，诸侯都服了。」（「六步七步，六伐七伐」正是《尚书·牧誓》原文；「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」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七十万之数。底本「戎车三百辆」，四库本作「三千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三百」，底本是；「太公以百夫致师」，四库本作「制师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致师」，底本是。）
太宗曰：「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，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。诸葛亮王佐之才，自比管、乐，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。但周衰时，王不能用，故假齐兴师尔。」
太宗说：「儒者多说管仲不过是个霸臣，竟不知兵法本来出于王制。诸葛亮是王佐之才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由此可知管仲也是王佐。只是周室衰微的时候，王不能用他，所以借齐国兴师罢了。」（诸葛亮自比管乐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。「周衰时王不能用，故假齐兴师」——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说李靖自己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陛下神圣，知人如此。老臣虽死，无媿昔贤也。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：三分齐国以为三军。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军。亦由《司马法》：『一帅五旅，一旅五卒』之义焉。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。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陛下神圣，知人到这个地步。老臣就是死了，也对得起前代的贤人。臣请说一说管仲治齐之法：把齐国分成三份，作为三军。五家为一轨，所以五人为一伍；十轨为一里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；四里为一连，所以二百人为一卒；十连为一乡，所以二千人为一旅；五乡一帅，所以一万人为一军。这也就是《司马法》『一帅五旅，一旅五卒』的意思。其实都得自太公的遗法。」（管仲三分齐国之制见《国语·齐语》。底本「十轨无里」不成义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为里」，《国语·齐语》亦作「十轨为里」，今据改。所引《司马法》「一帅五旅」，二本并作「师」，而底本可通，仍其旧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司马法》，人言穰苴所述，是欤？否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司马法》，人说是穰苴所述，是呢？还是不是？」（《司马法》的作者问题，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起就没断过。本站另有《司马法》全本，卷末〈底本与校例〉说的正是这件事。）
靖曰：「案《史记·穰苴传》，齐景公时，穰苴善用兵，败燕、晋之师，景公尊为司马之官，由是称为司马穰苴，子孙号司马氏。至齐威王，追论古司马法，又述穰苴所学，遂有《司马穰苴书》数十篇。今世所传兵家者流，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皆出司马法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按《史记·穰苴传》，齐景公的时候，穰苴善于用兵，打败了燕、晋的军队，景公尊他做司马之官，因此称为司马穰苴，子孙号为司马氏。到齐威王，追论古代的司马法，又述穰苴所学，于是有《司马穰苴书》几十篇。如今世上所传的兵家一流，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都出于《司马法》。」（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，而附穰苴于其中。李靖答得谨慎：今传者是威王时追论之书，不是穰苴自著。底本「由是称为司马穰苴」，四库本无「为」字。「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」四种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兵书略。）
太宗曰：「汉张良、韩信，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今失其传，何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汉朝的张良、韩信排比兵法，共一百八十二家，删取其中有用的，定著三十五家。如今都失传了，这是为什么？」（此事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）
靖曰：「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；韩信所学，穰苴、孙武是也。然大体不出三门、四种而已。」
李靖说：「张良所学，是太公的《六韬》《三略》；韩信所学，是穰苴与孙武。然而大体不出三门、四种罢了。」（《六韬》《三略》本站均有全本。）
太宗曰：「何谓三门？」
太宗说：「什么叫三门？」
靖曰：「臣案太公《谋》八十一篇，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；太公《言》七十一篇，不可以兵穷；太公《兵》八十五篇，不可以财穷。此三门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太公《谋》八十一篇，所谓阴谋不可以用言语说尽；太公《言》七十一篇，不可以用兵力说尽；太公《兵》八十五篇，不可以用财力说尽。这就是三门。」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分《谋》八十一、《言》七十一、《兵》八十五，此处数目与之全合，是本书用汉志的确证。三句「不可以……穷」则是李靖自己的发挥。）
太宗曰：「何谓四种？」
太宗说：「什么叫四种？」
靖曰：「汉任宏所论是也。凡兵家流，权谋为一种，形势为一种，及阴阳、技巧二种，此四种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就是汉朝任宏所论的。凡兵家一流，权谋是一种，形势是一种，加上阴阳、技巧两种，这就是四种。」（任宏校兵书分四种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司马法》首序蒐狩，何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司马法》开头先说蒐狩之礼，为什么？」（《司马法·仁本》开篇即言春蒐秋狝之礼。本站《司马法》第一篇可以对读。）
靖曰：「顺其时，而要之以神，重其事也。周礼最为大政，成有岐阳之搜，康有酆宫之朝，穆有涂山之会，此天子之事也。及周衰，齐桓有召陵之师，晋文有践土之盟，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。其实用九伐之法，以威不恪，假之以朝会，因之以巡狩，训之以甲兵；言无事兵不妄举，必于农隙，不忘武备也。故首序蒐狩，不其深乎？」
李靖说：「顺著时令，又用神道去约束它，是看重这件事。周礼是最大的政事：成王有岐阳之搜，康王有酆宫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，这是天子的事；到周室衰微，齐桓公有召陵之师，晋文公有践土之盟，这是诸侯代行天子的事。其实是用九伐之法来威慑不恭的，借著朝会，因著巡狩，用甲兵来训练——就是说没有事的时候兵不妄举，一定在农闲，却也不忘武备。所以开头先说蒐狩，不是很深的意思吗？」（岐阳之搜、酆宫之朝、涂山之会，见《左传》昭公四年椒举论六王二公之事。底本「齐桓有昭陵之师」——昭陵是太宗自己的陵，臣下口中断不能如此说；《左传》僖公四年作「召陵之师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召」，今据改。九伐之法见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，本站《司马法》末段与之几乎逐字相同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春秋》楚子二广之法云：『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。』此亦得周制与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春秋》记楚子二广之法说：『百官看著旌旗物色而行动，军政不必告诫就都齐备。』这也是得了周制吗？」（楚子二广见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邲之战，所引是随武子称道楚军的话。）
靖曰：「案左氏说：楚子乘广三十乘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。军行，右辕，以辕为法，故挟辕而战，皆周制也。臣谓百人曰卒，五十人曰两，此是每车一乘，用士百五十人，比周制差多尔。周一乘，步卒七十二人，甲士三人。以二十五人为一甲，凡三甲，共七十五人。楚，山泽之国，车少而人多，分为三队，则与周制同矣。」
李靖说：「按左氏的说法：楚子的乘广三十乘，一广有一卒，卒又以偏为两。行军时在辕的右边，拿辕作准，所以挟著车辕作战——都是周制。臣以为一百人叫卒，五十人叫两，这是每一乘车用一百五十人，比周制稍多些。周朝一乘，步卒七十二人、甲士三人，以二十五人为一甲，共三甲，合七十五人。楚是山泽之国，车少而人多，分成三队，就与周制相同了。」（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」亦《左传》宣十二年文，杜预注一广十五乘。底本「楚子乘广三十乘」，四库本作「二十」，二广之数当为三十，底本是。）
太宗曰：「春秋荀吴伐狄，毁车为行，亦正兵欤？奇兵欤？」
太宗说：「春秋时荀吴伐狄，毁掉战车改为步卒行列，这算正兵呢？还是奇兵？」（荀吴毁车为行，见《左传》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，以步卒代车战。）
靖曰：「荀吴用车法尔，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。一为左角，一为右角，一为前拒，分为三队，此一乘法也，千万乘皆然。臣案曹公《新书》云：『攻车七十五人，前拒一队，左右角二队；守车一队，炊子十人，守装五人，厩养五人，樵汲五人，共二十五人。攻守二乘，凡百人。兴兵十万，用车千乘，轻重二千。』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。又观汉魏之间军制：五车为队，仆射一人；十车为师，率长一人；凡车千乘，将吏二人。多多倣此。臣以今法参用之，则跳荡，骑兵也；战锋队，步骑相半也；驻队，兼车乘而出也。臣西讨突厥，越险数千里，此制未尝敢易。盖古法节制，信可重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荀吴用的仍是车法罢了；虽然舍了车，法还在里头。一队为左角，一队为右角，一队在前抵挡，分成三队——这是一乘之法，千乘万乘也都这样。臣考曹公《新书》说：『攻车七十五人，前拒一队、左右角二队；守车一队，烧饭的十人、守装备的五人、养马的五人、打柴汲水的五人，共二十五人。攻车守车两乘，合一百人。兴兵十万，用车一千乘，轻车重车二千。』这大体就是荀吴的旧法。再看汉魏之间的军制：五车为一队，设仆射一人；十车为一师，设率长一人；凡一千乘车，设将吏二人。大多仿照这个。臣拿今天的法度参合著用：跳荡，是骑兵；战锋队，是步骑各半；驻队，是连车乘一齐出动。臣西讨突厥，越险数千里，这一套制度不曾敢改。可见古法的节制，实在是可看重的。」（这是全书最长的技术段落之一。底本「此大率孙、吴之旧法也」，然本段开口即言「荀吴用车法尔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荀吴」，今据改。「凡车千乘」，四库本作「车十乘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千」，底本是。四库本的卷上恰好到此为止，其分卷与诸本不同，说见卷末。）
太宗幸灵州，回，召靖赐坐，曰：「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尒等讨薛延陁，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，朕皆从其请。延陁西走，恐为后患，故遣李𪟝讨之。今荒方悉平，然诸部蕃汉杂处，以何道经久，使得两全安之？」
太宗巡幸灵州回来，召李靖坐下，说：「朕命李道宗和阿史那社尒等人讨薛延陀，而铁勒各部请求设置汉官，朕都答应了。薛延陀向西逃走，恐怕成为后患，所以派李𪟝去讨他。如今荒远之地都平定了，然而各部蕃汉杂处，用什么办法才长久，使两边都得安稳？」（这一段是灵州回銮后的一次奏对，时在贞观二十年平薛延陀之后。道宗即江夏王李道宗，阿史那社尒是突厥处罗可汗之子。底本「今荒方悉平」，四库本作「今北荒悉平」。）
靖曰：「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纥部落，凡置驿六十六处，以通斥候，斯已得策矣。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，蕃落宜自为一法，教习各异，勿使混同。或遇寇至，则密勑主将，临时变号易服，出奇击之。」
李靖说：「陛下敕令从突厥到回纥的部落，一共设驿六十六处，用来通斥候，这已经是好办法了。然而臣愚见以为：汉戍应当自为一法，蕃落应当自为一法，教习各不相同，不要让它们混同。万一遇上敌寇来到，就密令主将临时变换旗号、更换服色，出奇去打他。」（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，见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参天可汗道。要留著「变号易服」这一手，所以教习不可混一。）
太宗曰：「何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这是什么办法？」
靖曰：「此所谓『多方以误之』之术也。蕃而示之汉，汉而示之蕃，彼不知蕃汉之别，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。善用兵者，先为不可测，则敌乖其所之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这就是所谓『多方去使他判断失误』的术。蕃兵装成汉兵，汉兵装成蕃兵，他分不出蕃汉的别，就测不出我攻守的计。善于用兵的人，先使自己不可测，敌人就走错了他要去的地方。」（「多方以误之」出《左传》昭公三十年吴子问伍员伐楚之对。这是把民族的外观当作奇正的形。「先为不可测」一句，卷下还要再用一次。）
太宗曰：「正合朕意。卿可密教边将，只以此蕃汉，便见奇正之法矣。」
太宗说：「正合朕意。卿可以密教边将，只用这蕃汉两样，就见得出奇正之法了。」（全书中皇帝把议论当场转成敕令的，这是头一次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圣虑天纵，闻一知十，臣安能极其说哉！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圣上的思虑是天生的，闻一知十，臣哪里说得尽呢！」（「闻一知十」出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，本是子贡称颜回的话。）
太宗曰：「诸葛亮言：『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败也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胜也。』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。」
太宗说：「诸葛亮说：『有制度的军队，即使将领无能，也打不败；没有制度的军队，即使将领有能，也不能取胜。』朕疑心这话不是最透彻的议论。」（诸葛亮此语不见于今本诸葛集。这一问问得很硬：把将的作用说到近于零，未免太过。）
靖曰：「武侯有所激云尔。臣案《孙子》曰：『教道不明，吏卒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』自古乱军引胜，不可胜纪。夫教道不明者，言教阅无古法也；吏卒无常者，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；乱军引胜者，言己自溃败，非敌胜之也。是以武侯言：兵卒有制，虽庸将未败；若兵卒自乱，虽贤将危之，又何疑焉？」
李靖说：「武侯是有所激而这样说的。臣考《孙子》说：『教导不明，吏卒没有常制，列阵纵横杂乱，这叫乱。』自古乱军自己招来失败的，数也数不清。所谓教导不明，是说教阅没有古法；所谓吏卒无常，是说将臣的权任没有久任的职；所谓乱军引胜，是说自己溃败，不是敌人胜了他。所以武侯说：兵卒有制度，就是平庸的将也不会败；若是兵卒自己乱了，就是贤将也危险——这有什么可疑的呢？」（「教道不明」四句出《孙子·地形》。底本「虽庸将未败」，四库本作「难败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未败」，底本是。）
太宗曰：「教阅之法，信不可忽。」
太宗说：「教阅之法，实在不可轻忽。」
靖曰：「教得其道，则士乐为用；教不得法，虽朝督暮责，无益于事矣。臣所以区区古制，皆纂以图者，庶乎成有制之兵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教得法，士卒就乐意为你所用；教不得法，就是早上督责、晚上督责，也无济于事。臣所以斤斤于古制、一一编成图式，就是希望练成有制度的军队。」（「朝督暮责」四个字写尽无效的严厉。「皆纂以图」即李靖《六军镜》一类的图说，今佚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为我择古阵法，悉图以上。」
太宗说：「卿替我挑选古代的阵法，都画成图呈上来。」（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李靖兵书多种，皆不传，今所能见者只有《通典》所引数十条。）
太宗曰：「蕃兵唯劲马奔冲，此奇兵欤？汉兵唯强弩犄角，此正兵欤？」
太宗说：「蕃兵只靠劲马奔冲，这是奇兵吗？汉兵只靠强弩犄角，这是正兵吗？」（这一问看似顺理，其实是个套。）
靖曰：「案《孙子》云：『善用兵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』夫所谓择人者，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。蕃长于马，马利乎速鬬；汉长于弩，弩利乎缓战。此自然各任其势也，然非奇正所分。臣前曾述蕃汉必变号易服者，奇正相生之法也。马亦有正，弩亦有奇，何常之有哉？」
李靖说：「按《孙子》说：『善于用兵的人，求之于势，不去责求个人，所以能选人而任势。』所谓选人，就是各按蕃汉所长去打。蕃人长于马，马利于速战；汉人长于弩，弩利于缓战。这是自然各任其势，却不是奇正的分别。臣前面曾说蕃汉必须变号易服，那才是奇正相生之法。马也有正，弩也有奇，哪有一定的呢？」（所引出《孙子·势篇》，底本作「不贵于人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责」，与《孙子》原文合，今据改。底本「臣前曾部蕃汉」，「曾部」不成义，二本并作「述」，今据改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更细言其术。」
太宗说：「卿再细说一说那个术。」
靖曰：「先形之，使敌从之，是其术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先造出一个形让敌人跟著走，这就是那个术。」（七个字。全书论奇正至此已可收束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悟之矣。《孙子》曰：『形兵之极，至于无形。』又曰：『因形以措胜于众，众不能知。』其此之谓乎！」
太宗说：「朕明白了。《孙子》说：『造形到了极处，就到了无形。』又说：『因著形去把胜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却看不出来。』说的就是这个吧！」（两句皆出《孙子·虚实》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深乎！陛下圣虑，已思过半矣。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深哪！陛下的思虑，已经思过半了。」（「思过半」出《易·系辞下》。全书中李靖用这句话许人，仅此一次。）
太宗曰：「近契丹、奚皆内属，置松漠、饶乐二都督，统于安北都护，朕用薛万彻，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近来契丹、奚都内属，设了松漠、饶乐两个都督府，隶属安北都护，朕想用薛万彻，怎么样？」（契丹、奚内属置二都督府在贞观二十二年。薛万彻以骁勇著称而屡因轻率败事，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。）
靖曰：「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尒及执失思力、契苾何力，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。因常与之言松漠、饶乐山川道路，蕃情逆顺，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，历历可信。臣教之以阵法，无不点头服义。望陛下任之勿疑。若万彻，则勇而无谋，难以独任。」
李靖说：「薛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尒和执失思力、契苾何力——这些都是懂兵的蕃臣。臣常跟他们谈松漠、饶乐的山川道路、蕃情的顺逆，远到西域十几种部落，说起来历历可信。臣教他们阵法，没有不点头服理的。望陛下用他们，不要疑。至于薛万彻，勇而无谋，难以单独托付。」（「勇而无谋，难以独任」八个字，后来果如其言。）
太宗笑曰：「蕃人皆为卿役使。古人云：『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势也。』卿得之矣。」
太宗笑著说：「蕃人都被卿使唤了。古人说：『用蛮夷去攻蛮夷，这是中国的形势。』卿算是得著了。」（所引出《汉书·晁错传》。卷上至此而终；按四库本的卷上不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说见卷末〈底本与校例〉。）
卷中
卷中十八问对，六十五段，是全书最「技术」的一卷。起头太宗说「孙武十三篇，无出虚实」，于是奇正之后接虚实；但真正占篇幅的是操典：伍法、六花阵、队距与鼓角之节、战骑陷骑游骑、车步骑的折算、太公画地之法、五行阵、牝牡与四兽。这些段落把一支唐军的教阅过程几乎写成了条例——「凡立队相去各十步，驻队去前队二十步」，是全书唯一给出具体尺寸的地方。卷末忽然转调：严刑峻法、平萧铣不籍伪臣家、唐俭死间之疑，三段都在问同一件事——带兵的人可以对人做到什么地步。李靖答「未尝戮一扬干，斩一庄贾」，是这部书里他为自己说过的唯一一句话。
太宗曰：「朕观诸兵书，无出孙武；孙武十三篇，无出虚实。夫用兵，识虚实之势，则无不胜焉。今诸将中，但能言『背实击虚』。及其临敌，则鲜识虚实者。盖不能致人，而反为敌所致故也。如何？卿悉为诸将言其要。」
太宗说：「朕看各家兵书，没有超过孙武的；孙武十三篇，没有超过〈虚实〉的。用兵能认得虚实的形势，就没有不胜的。如今诸将里头，只会说「避实击虚」，等到临敌，却很少认得出哪是虚哪是实——大概是不能调动敌人，反被敌人调动的缘故。怎么样？卿替诸将把要领都说一说。」（「背实击虚」即《孙子·虚实》的「避实而击虚」，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也是〈虚实〉的话。底本「但能言背实击虚」，四库本作「备实」。）
靖曰：「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，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，可也。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且安识虚是实，实是虚哉！」
李靖说：「先教他们奇正相变之术，然后再跟他们讲虚实之形，才可以。诸将多半不懂以奇为正、以正为奇，又哪里认得出虚就是实、实就是虚呢！」（全书的次第由此定下：奇正是手，虚实是眼。）
太宗曰：「『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』，此则奇正在我，虚实在敌欤？」
太宗说：「『筹算一下就知道得失的计较，挑动一下就知道动静的道理，示形一下就知道死生的地势，较量一下就知道有余不足的地方。』——这么说，奇正在我这边，虚实在敌那边吗？」（所引四句出《孙子·虚实》：策之、作之、形之、角之。太宗归纳得极准。）
靖曰：「奇正者，所以致敌之虚实也。敌实则我必以正，敌虚则我必为奇。苟将不知奇正，则虽知敌虚实，安能致之哉？臣奉诏，但教诸将以奇正，然后虚实自知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奇正，是用来逼出敌人的虚实的。敌人实，我一定用正；敌人虚，我一定用奇。假如将领不懂奇正，那就是知道了敌人的虚实，又怎么调动得了它？臣奉诏，只教诸将奇正，然后虚实他们自己就知道了。」（「奇正者，所以致敌之虚实也」是全书对两组概念关系的正式定义：奇正是因，虚实是果。底本「敌虚则我必为奇」，四库本作「必以奇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以奇为正者，敌意其奇，则吾正击之；以正为奇者，敌意其正，则吾奇击之。使敌势常虚，我势常实。当以此法授诸将，使易晓尔。」
太宗说：「以奇为正，是敌人料我是奇，我就用正去打他；以正为奇，是敌人料我是正，我就用奇去打他。这样就使敌人的势常常是虚，我的势常常是实。应当把这个法子授给诸将，让他们容易明白。」
靖曰：「千章万句，不出乎『致人而不致于人』而已。臣当以此教诸将。」
李靖说：「千章万句，不出『调动人而不被人调动』这一句罢了。臣就拿这个去教诸将。」（李靖两次用「千章万句」收束全局，另一次在卷下的「多方以误之」。两句话，一句讲主动权，一句讲使敌失误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置瑶池都督，以隶安西都护，蕃汉之兵，如何处置？」
太宗说：「朕设了瑶池都督府，隶属安西都护；蕃兵汉兵，怎么安排？」（瑶池都督府置于贞观二十三年，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，隶安西都护府。）
靖曰：「天之生人，本无蕃汉之别。然地远荒漠，必以射猎而生，由此常习战鬬。若我恩信抚之，衣食周之，则皆汉人矣。陛下置此都护，臣请收汉戍卒，处之内地，减省粮馈。兵家所谓『治力之法』也。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，散守堡障，此足以经久。或遇有警，则虞卒出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上天生人，本来没有蕃汉的分别。只是地方远在荒漠，非靠射猎不能活，因此常习战斗。若是我用恩信去抚他、用衣食去周济他，那就都是汉人了。陛下设这个都护，臣请把汉兵戍卒收回来安置在内地，省下运粮的耗费，这就是兵家所说的「治力之法」。只要挑熟悉蕃情的汉吏，分散守住堡障，就足以长久。万一有警，就派备警之卒出去。」（「天之生人，本无蕃汉之别」——这句话出自一位刚刚灭过两个汗国的统帅。底本「则虞卒出焉」，四库本作「汉卒出焉」，与上文相应似胜；然底本可通，虞卒即备警之卒，仍其旧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孙子》所言『治力』，何如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孙子》所说的「治力」，是怎么回事？」（「治力」出《孙子·军争》：「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」）
靖曰：「『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』，此略言其槩尔。善用兵者，推此三义而有六焉；以诱待来，以静待躁，以重待轻，以严待懈，以治待乱，以守待攻。反是，则力有弗逮。非治之之术，安能临兵哉？」
李靖说：「『拿近的等远来的，拿安逸的等疲劳的，拿吃饱的等饥饿的』——这不过说了个大概。善于用兵的人，把这三义推开去就有六条：拿诱等他来，拿静等他躁，拿重等他轻，拿严等他懈，拿治等他乱，拿守等他攻。反过来做，力气就跟不上。不是这一套治力的办法，怎么能临阵呢？」（李靖把《孙子》的三待推成六待。底本「非治之之术」，四库本作「非治力之术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今人习《孙子》者，但诵空文，鲜克推广其义。治力之法，宜偏告诸将。」
太宗说：「如今学《孙子》的人，只会背空文，很少能推广它的意思。治力之法，应当普告诸将。」（卷下第十八问对李靖回过头来用同一句话说学者，可以对看。）
太宗曰：「旧将老卒，凋零殆尽，诸军新置，不经阵敌。今教以何道为要？」
太宗说：「旧日的将、老成的兵，凋零得差不多了；各军都是新设的，没有临过阵、对过敌。如今拿什么办法教他们才是要紧的？」（「旧将老卒，凋零殆尽」八个字写贞观后期的实情：开国那一代打完了，新军没见过阵。这是太宗要操典的真正理由。）
靖曰：「臣常教士，分为三等：必先结伍法，伍法既成，授之军校，此一等也。军校之法，以一为十，以十为百，此一等也。授之裨将，裨将乃总诸校之队，聚为阵图，此一等也。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，于是大阅，稽考制度，分别奇正，誓众行罚。陛下临高观之，无施不可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平常教士，分为三等：必先把伍法结起来，伍法成了，交给军校，这是一等。军校之法，由一而十、由十而百，这是一等。再交给裨将，裨将把各校的队总起来，聚成阵图，这是一等。大将军考察这三等的教法，于是举行大阅：查考制度，分别奇正，誓众行罚。陛下在高处看著，没有一处行不通的。」（底本「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」，四库本无「军」字。）
太宗曰：「伍法有数家，孰者为要？」
太宗说：「伍法有好几家，哪一家最要紧？」
靖曰：「臣案《春秋》左氏传云：『先偏后伍。』，又《司马法》曰：『五人为伍。』，《尉缭子》有〈束伍令〉，汉制有尺籍伍符；后世符籍，以纸为之，于是失其制矣。臣酌其法，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，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，此则步卒七十二人，甲士三人之制也。舍车用骑，则二十五人当八马，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。是则诸家兵法，唯伍法为要。小列之五人，大列之二十五人，参列之七十五人，又五参其数，得三百七十五人。三百人为正，六十人为奇，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，而三十人分为二奇，盖左右等也。穰苴所谓『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』，至今因之，此其要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《春秋》左氏传说『先偏后伍』，又《司马法》说『五人为伍』，《尉缭子》有〈束伍令〉，汉制有尺籍伍符；后世的符籍改用纸做，于是失了旧制。臣斟酌它的法：从五人变成二十五人，从二十五人变成七十五人，这就是步卒七十二人、甲士三人之制。舍车用骑，则二十五人相当于八匹马，这就是五兵五当之制。这么说来，诸家兵法只有伍法最要紧。小排是五人，大排是二十五人，三排是七十五人，再拿五去乘，得三百七十五人。三百人为正，六十人为奇——也就是一百五十人分成两正，三十人分成两奇，左右相等。穰苴所说的「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」，至今沿用，这就是要领。」（「先偏后伍」出《左传》桓公五年𦈡葛之战的鱼丽之阵；「五人为伍」出《司马法》，本站有全本；〈束伍令〉是《尉缭子》的篇名——底本作〈束武令〉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伍」，且上下文一路说伍，今据改。尺籍伍符见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与李𪟝论兵，多同卿说，但𪟝不究出处尔，卿所制六花阵法，出何术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朕与李𪟝论兵，多半同卿说的一样，只是李𪟝不去追究出处。卿所制的六花阵法，是从哪一种术里出来的？」（李𪟝即徐世𪟝，时为兵部尚书。「𪟝不究出处」是太宗的评语：会用而不知所本。六花阵是李靖自制之阵，唐人言之甚多而图不传。）
靖曰：「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。大阵包小阵，大营包小营，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，古制如此，臣为图因之，故外画之方，内环之圆，是成六花，俗所号尔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所本的是诸葛亮的八阵法。大阵包著小阵，大营包著小营，角落钩连，曲折相对——古制就是这样。臣画图沿用它，所以外面画成方的，里面环成圆的，于是成了六花，这是民间叫出来的名字罢了。」（底本「俗所号尔」，四库本作「俗为号尔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所」，底本是。）
太宗曰：「内圆外方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内圆外方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靖曰：「方生于步，圆生于奇。方所以矩其步，圆所以缀其旋。是以，步数定于地，行缀应乎天。步定缀齐，则变化不乱。八阵为六，武侯之旧法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方是从步来的，圆是从旋转来的。方是用来规矩它的步，圆是用来连缀它的旋。所以步数定于地，行列的连缀应于天。步定了、连缀齐了，变化就不乱。八阵变作六阵，是武侯的旧法。」（底本作「方生于正」，然下句即「方所以矩其步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方生于步」，今据改。）
太宗曰：「画方以见步，点圆以见兵。步教足法，兵教手法，手足便利，思过半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画方是用来见步的，点圆是用来见兵的。步教的是脚下的法，兵教的是手上的法；手脚都便利了，也就思过半了吧？」（这一问已经是内行话。）
靖曰：「吴起云：『绝而不离，却而不散。』此步法也。教士犹布棋于盘，若无画路，棋安用之？孙武曰：『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胜兵若以镒称铢，败兵若以铢称镒。』皆起于度量方圆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吴起说：『断开而不散离，退却而不溃散。』这说的是步法。教士就像在盘上布棋子，若是没有画道，棋子怎么用？孙武说：『地生出度，度生出量，量生出数，数生出称，称生出胜。胜兵像拿镒去称铢，败兵像拿铢去称镒。』这都起于度量方圆。」（吴起语见今本《吴子·治兵》，孙武语出《孙子·形篇》。底本「皆起于度量方国也」不成义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方圆」，今据改。底本「孙武曰」，四库本作「孙子曰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深乎！孙武之言。不度地之远近，形之广狭，则何以制其节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深哪，孙武的话！不量一量地的远近、形势的宽窄，拿什么去制定它的节奏呢？」
靖曰：「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。『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；势如彍弩，节如发机。』，臣修其术：凡立队，相去各十步；驻队，去前队二十步；每隔一队，立一战队。前进以五十步为节，角一声，诸队皆散立，不过十步之内。至第四角声，笼枪跪坐。于是鼓之，三呼三击，三十步至五十步，以制敌之变。马军从背出，亦五十步临时节止。前正后奇，观敌如何。再鼓之，则前奇后正，复邀敌来，伺隙捣虚。此六花大率皆然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平庸的将领很少有懂得这个节的。『善战的人，他的势险峻，他的节短促；势像张满的弩，节像扣动的机。』臣把这个术修成条令：凡是立队，彼此相去十步；驻队，离前队二十步；每隔一队，立一个战队。前进以五十步为一节；角声一响，各队都散开站定，不出十步之内；到第四声角，把枪收拢跪坐。于是击鼓，三呼三击，走三十步到五十步，用来应付敌人的变化。马军从背后出来，也是五十步，临时按节停住。前面是正、后面是奇，看敌人如何；再击一通鼓，就前面是奇、后面是正，再引敌人来，等空隙去捣它的虚。六花阵大抵都是这样。」（所引四句出《孙子·势篇》——底本作「势加彍弩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如」，今据改。这是全书唯一一段完整的操演条令。底本「驻队去前队二十步」，二本并作「师队」，而底本可通，仍其旧。）
太宗曰：「曹公《新书》云：『作阵对敌，必先立表，引兵就表而阵。一部受敌，余部不进救者，斩。』，此何术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曹公《新书》说：『列阵对敌，一定先立标杆，领兵就著标杆列阵。一部受敌，其余各部不进救的，斩。』这是什么术？」（曹公立表而阵，见《通典》所引曹操军令一类。底本「一部受敌」，四库本作「一步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部」，底本是。）
靖曰：「临敌立表，非也。此但教战时法尔。古人善用兵者，教正不教奇，驱众若驱群羊，与之进，与之退，不知所之也。曹公骄而好胜，当时，诸将奉《新书》者，莫敢攻其短。且临敌立表，无乃晚乎？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，前出四表，后缀八旛，左右折旋，趋步金鼓，各有其节，此即八阵图，四头八尾之制也。人间但见乐舞之盛，岂有知军容如斯焉？」
李靖说：「临敌才立标杆，不对。这只是教战时的法子罢了。古人善于用兵的，教正不教奇，赶动大众像赶一群羊，叫它进就进、叫它退就退，却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曹公骄傲而好胜，当时奉行《新书》的诸将，没有人敢指他的短处。况且临敌才立表，不嫌太晚了吗？臣私下看陛下所制的《破阵乐舞》，前面出四表、后面缀八旛，左右折旋，趋步进退合著金鼓，各有节度——这就是八阵图四头八尾的制度。世人只看见乐舞的盛大，哪里知道军容就在其中呢？」（「曹公骄而好胜，当时诸将奉《新书》者莫敢攻其短」，是说一部操典如何因作者的权威而免于批评。破阵乐舞即《秦王破阵乐》，贞观七年太宗自制舞图，见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。满朝看的是乐舞，他看的是军容。）
太宗曰：「昔汉高帝定天下，歌云：『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』，盖兵法可以意授，不可语传。朕为破阵乐舞，唯卿已晓其表矣，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。」
太宗说：「从前汉高帝平定天下，歌里说：『怎么才能得到猛士替我守四方。』大概兵法可以用意会授人，不可以用言语传人。朕作《破阵乐舞》，只有卿已经看懂了它的表——后世会知道朕不是随便作的。」（〈大风歌〉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「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」——他知道这部乐舞会被当成歌舞看。）
太宗曰：「方色五旗为正乎？旛麾折冲为奇乎？分合为变，其队数曷为得宜？」
太宗说：「五方颜色的旗是正吗？旛麾折冲是奇吗？分合为变，队数怎么配才合适？」
靖曰：「臣参用古法，凡三队合，则旗相倚而不交；五队合，则两旗交；十队合，则五旗交。吹角，开五交之旗，则一复散而为十；开二交之旗，则一复散而为五；开相倚不交之旗，则一复散而为三。兵散则以合为奇，合则以散为奇。三令五申，三散三合，然复归于正，四头八尾，乃可教焉，此队法所宜也。」太宗称善。
李靖说：「臣参用古法：凡三队合，旗就相倚而不交；五队合，两旗相交；十队合，五旗相交。吹角的时候，张开五交之旗，就又散成十队；张开二交之旗，就又散成五队；张开相倚不交之旗，就又散成三队。兵散开的时候以合为奇，兵合拢的时候以散为奇。三令五申，三散三合，然后回到正，四头八尾，就可以教了——这就是队法所该如此的。」太宗称好。（这是一套完整的旗语。底本「三令五申」，四库本作「五甲」，上海图书馆本作「五申」，底本是；「然复归于正」，二本并无「然」字，底本可通，仍其旧。）
太宗曰：「曹公有『战骑、陷骑、游骑』，今马军何等比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曹公有『战骑、陷骑、游骑』，如今的马军拿什么跟它相比？」
靖曰：「臣案《新书》云：『战骑居前，陷骑居中，游骑居后。如此，则是各立名号，分为三类尔。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，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，此古制也。车徒常教以正，骑队常教以奇。』据曹公，前后及中，分为三覆，不言两厢，举一端言也。后人不晓三覆之义，则战骑必前于陷骑、游骑，如何使用？臣熟用此法，回军转阵，则游骑当前、战骑当后、陷骑临变而分，皆曹公之术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《新书》说：『战骑在前，陷骑在中，游骑在后。这样看来，不过是各立名号、分成三类罢了。大抵骑队八匹马抵得上车徒二十四人，二十四骑抵得上车徒七十二人，这是古制。车徒常教以正，骑队常教以奇。』照曹公的说法，前、后与中分成三重，不说两厢，那是举一端来说。后人不懂三重的意思，就以为战骑必定排在陷骑、游骑之前——那怎么用得起来？臣熟用这个法：回军转阵的时候，游骑在前、战骑在后、陷骑临变而分——都是曹公的术。」（「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」是李靖的折算率，下文「一马当三人」与之相合。「三覆」即三重。底本「车徒常教以正，骑队常教以奇」，四库本两「常」字并作「当」。）
太宗笑曰：「多少人为曹公所惑。」
太宗笑著说：「多少人被曹公弄糊涂了。」（全书写太宗笑，只有两处。）
太宗曰：「车、步、骑三者，一法也。其用在人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车、步、骑三样，本是一法。用得好不好，在人吧？」
靖曰：「臣案《春秋》『鱼丽阵』，先偏后伍，此则车步无骑，谓之左右拒，言拒御而已，非取出奇胜也。晋荀吴伐狄，舍车为行，此则骑多为便，唯务奇胜，非拒御而已。臣均其术，凡一马当三人，车步称之，混为一法，用之在人。敌安知吾车果何出？骑果何来？徒果何从哉？或潜九地，或动九天，其知如神，惟陛下有焉，臣何足以知之？」
李靖说：「臣考《春秋》的「鱼丽阵」，先偏后伍，那是有车有步而无骑，叫作左右拒，就是说抵御罢了，不是要出奇取胜。晋国荀吴伐狄，舍车改为步卒行列，那是骑多为便，专求出奇取胜，不只是抵御。臣把它们的术调匀：大抵一匹马抵三个人，车步照此相称，混成一法，用得如何在人。敌人哪里知道我的车究竟从哪里出？骑究竟从哪里来？步卒究竟从哪里跟上？或者潜藏得像在九地之下，或者发动得像在九天之上，知道得像神一样——只有陛下能如此，臣哪里懂得！」（鱼丽阵见《左传》桓公五年；荀吴毁车为行见昭公元年，卷上已言之。「或潜九地，或动九天」出《孙子·形篇》。底本「舍车为行」，四库本作「舍车而行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太公书云：『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，表十二辰。』其术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太公书上说：『地方六百步或是六十步，标出十二辰。』这个术是怎样的？」（所引太公书今本《六韬》无此文，当是《太公兵法》的佚篇。本站有《六韬》全本可以对看。）
靖曰：「画地方一千二百步，开方之形也。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，横以五步立一人，纵以四步立一人，凡二千五百人，分五方，空地四处，所谓阵间容阵者也。武王伐纣，虎贲各掌三千人，每阵六千人，共三万之众，此太公画地之法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画地一千二百步见方，是开方之形。每部占地二十步见方，横著每五步立一人，纵著每四步立一人，共二千五百人，分作五方，空出四处地面——这就是所谓阵中容得下阵。武王伐纣，虎贲各掌三千人，每阵六千人，共三万之众，这就是太公画地之法。」（武王虎贲各掌三千人之说，本于《尚书·牧誓》与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推衍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六花阵画地几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卿的六花阵画地要多少？」
靖曰：「大阅：地方千二百步者，其义六阵，各占地四百步，分为东西两厢，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。臣尝教士三万，每阵五千人，以其一为营法，五为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之形，每阵五变，凡二十五变而止。」
李靖说：「大阅：地方一千二百步，按它的义是六阵，各占地四百步，分为东西两厢，空出一千二百步作教战的场子。臣曾经教士三万，每阵五千人：拿其中一阵作营法，五阵作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五种形；每阵五变，共二十五变而止。」（一次大阅三万人，这是唐代大阅规模的难得记录。）
太宗曰：「五行阵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五行阵是怎么回事？」
靖曰：「本因五方色立此名，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，实因地形使然。凡军不素习此五者，安可以临敌乎？兵，诡道也，故强名五行焉。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，其实兵形象水，因地制流，此其旨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本来是因为五方的颜色才立这个名。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，其实是地形逼出来的。凡是军队平素不熟习这五样，怎么能临敌？用兵是诡道，所以硬安上「五行」这个名。再用术数相生相克的意思去文饰它——其实兵的形状像水，因著地势决定流向，这才是它的本旨。」（又是拆象数：名目是拿来唬人的。「兵形象水，因地制流」出《孙子·虚实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李𪟝言：『牝牡、方圆，伏兵法。』，古有是否？」
太宗说：「李𪟝说：『牝牡、方圆，是伏兵之法。』古时候有这个说法吗？」
靖曰：「牝牡之法，出于俗传，其实阴阳二义而已。臣案范蠡云：『后则用阴，先则用阳。尽敌阳节，盈吾阴节而夺之。』，此兵家阴阳之妙也。范蠡又云：『设右为牝，益左为牡，早晏以顺天道。』，此则左右、早晏临时不同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。左右者，人之阴阳；早晏者，天之阴阳；奇正者，天人相变之阴阳。若执而不变，则阴阳俱废，如何？守牝牡之形而已。故形之者，以奇示敌，非吾正也；胜之者，以正击敌，非吾奇也。此谓奇正相变。兵伏者，不止山谷草木，伏藏所以为伏也；其正如山，其奇如雷，敌虽对面，莫测吾奇正所在。至此，夫何形之有焉？」
李靖说：「牝牡之法出于俗传，其实不过阴阳二义罢了。臣考范蠡说：『后发就用阴，先发就用阳。等敌人的阳节用尽，充满我的阴节而夺取他。』这是兵家阴阳的妙处。范蠡又说：『设右边为牝，增左边为牡，早晚都要顺著天道。』这就是左右、早晚临时不同，全在奇正的变化。左右是人的阴阳，早晚是天的阴阳，奇正是天人相变的阴阳。若是执著而不变，那阴阳就全废了——那还算什么？不过守著牝牡的形状罢了。所以造形的时候，是拿奇给敌人看，不是我的正；取胜的时候，是拿正去打敌人，不是我的奇。这就叫奇正相变。所谓伏兵，不止是山谷草木，伏藏起来才算伏；它的正像山，它的奇像雷，敌人就是面对面，也测不出我的奇正在哪里——到了这地步，还有什么形可言呢？」（范蠡语见《国语·越语下》。底本「夫何形之有焉」，四库本作「有哉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四兽之阵，又以商、羽、征、角象之，何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四兽之阵，又拿商、羽、征、角去配它，是什么道理？」（太宗已经听出不对了。）
靖曰：「诡道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诡道罢了。」（三个字。全书最短的一段。）
太宗曰：「可废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可以废掉吗？」
靖曰：「存之所以能废之也。若废而不用，诡愈甚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留著它，正是为了能废掉它。若是废了不用，诡就更厉害了。」（留著这一套假名目，反而堵住了别人再造新名目的路；真把它废了，诡名只会更多。这是全书最曲折的一个判断。）
太宗曰：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靖曰：「假之以四兽之阵，及天地风云之号，又加商金、羽水、征火、角木之配，此皆兵家自古诡道。存之，则余诡不复增矣；废之，则使贪使愚之术，从何而施哉！」
李靖说：「借四兽之阵，以及天地风云的名号，再加上商配金、羽配水、征配火、角配木——这都是兵家自古的诡道。留著它，其余的诡就不会再添；废了它，那么役使贪者、役使愚者的术，从哪里施行呢！」（「使贪使愚」是把士卒的无知当作可用之资——这一层冷酷，李靖说得毫不遮掩。）
太宗良久曰：「卿宜秘之，无泄于外。」
太宗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「卿应当把这话秘密收著，不要泄露出去。」（太宗良久才说出这句话，因为上一段说破的是御下之术，不是兵法。）
太宗曰：「严刑峻法，使人畏我而不畏敌，朕甚惑之。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，非有刑法临之。此何由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严刑峻法，使人怕我而不怕敌人——朕很疑惑这件事。从前光武拿一支孤军抵挡王莽的百万之众，并没有刑法压著他们，这是凭什么？」（光武昆阳之战以少击多，见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。）
靖曰：「兵家胜败，情状万殊，不可以一事推也。如陈胜、吴广败秦师，岂胜、广刑法能加于秦乎？光武之起，盖顺人心之怨莽也，况又王寻、王邑不晓兵法，徒夸兵众，所以自败。臣案《孙子》曰：『卒未亲附而罚之，则不服；已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。』此言凡将，先有爱结于士，然后可以严刑也。若爱未加，而独用峻法，鲜克济焉。」
李靖说：「兵家的胜败，情形千差万别，不能拿一件事去推。像陈胜、吴广打败秦师，难道是陈胜、吴广的刑法能加到秦国头上吗？光武的兴起，是顺著人心怨恨王莽；何况王寻、王邑不懂兵法，只夸兵多，所以自取败亡。臣考《孙子》说：『士卒还没亲附就罚他，他不服；已经亲附而罚不行，就不能用。』这是说凡是将领，先要有爱结在士卒身上，然后才可以用严刑。若是爱还没有加上去，单用峻法，很少能成事的。」（陈胜吴广事见《史记·阵涉世家》；王寻王邑败于昆阳见《后汉书》。所引《孙子·行军》是全书论赏罚的根据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尚书》云：『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。』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尚书》说：『威胜过爱，才能成功；爱胜过威，就一定没有功。』这是什么意思？」（所引出《尚书·胤征》。这两句看起来正跟李靖说的相反。）
靖曰：「爱设于先，威设于后，不可反是也；若威加于前，爱救于后，无益于事矣。《尚书》所以慎戒其终，非所以作谋于始也。故《孙子》之法，万代不刊。」
李靖说：「爱摆在先，威摆在后，不可以反过来。若是威先加上去，再用爱去补救，就无济于事了。《尚书》所说的是慎守它的终，不是谋划它的始。所以《孙子》之法，万代不可删改。」（把经让给史，把法留给兵书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平萧铣，诸将皆欲籍伪臣家，以赏士卒，独卿不从，以谓蒯通不戮于汉，既而江汉归顺。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：『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。』其卿之谓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卿平定萧铣的时候，诸将都想没收伪臣的家产来赏士卒，只有卿不依，说蒯通在汉朝没有被杀；后来江汉一带果然归顺。朕因此想起古人有句话：『文能使众人归附，武能使敌人畏惧。』说的就是卿吧？」（武德四年李靖从李孝恭平萧铣，诸将请籍伪臣家产赏军，靖不许，见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。蒯通事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高祖赦之不诛。底本「独卿不从」，四库本作「独不从」。）
靖曰：「汉光武平赤眉，入贼营中，案行，贼曰：『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。』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，岂不豫虑哉？臣顷讨突厥，总蕃汉之众，出塞千里，未尝戮一扬干，斩一庄贾，亦推赤诚、存至公而已矣。陛下过听，擢臣以不次之位。若于文武，则何敢当？」
李靖说：「汉光武平定赤眉，走进贼营中巡行，贼人说：『萧王把一片赤心放进人的肚子里。』这是先料定人心本来不是要作恶——难道他没有预先考虑吗？臣近年讨突厥，统著蕃汉的队伍，出塞千里，不曾杀过一个扬干、斩过一个庄贾，也不过是推一片赤诚、存一个至公罢了。陛下错听了人言，破格提拔臣。若说文武，臣哪里敢当？」（光武入赤眉营中案行事见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。扬干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三年，魏绛戮其仆；庄贾事见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，穰苴斩之以立威。这是全书他唯一一次为自己说话，而说的是「没杀人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昔唐俭使突厥，卿因击而败之。人言卿以俭为死间，朕至今疑焉。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从前唐俭出使突厥，卿趁机袭击把它打败了。人说卿拿唐俭当死间，朕到今天还疑惑。到底怎么回事？」（贞观四年唐俭奉使突厥，李靖乘其不备袭破颉利，唐俭几乎不免，见《旧唐书》李靖、唐俭传。死间出《孙子·用间》。这是太宗积了二十年的疑问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臣与俭比肩事主，料俭说必不能柔服，故臣因纵兵击之，所以去大恶，不顾小义也。人谓以俭为死间，非臣之心。案《孙子》〈用间〉，最为下策。臣尝著论其末云：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；或用间以成功，或凭间以倾败。若束发事君，当朝正色，忠以尽节，信以竭诚，虽有善间，安可用乎？唐俭小义，陛下何疑！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臣与唐俭同朝事主，料定唐俭去说也不能使他柔服，所以臣乘机纵兵击他——为的是去掉大恶，顾不上小义。人说臣拿唐俭当死间，那不是臣的心。按《孙子》的〈用间〉，本来是最下的一策。臣曾经在论的末尾写过：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；有人用间而成功，也有人靠间而倾败。若是束发就事奉君主，在朝堂上正色而立，以忠尽节、以信竭诚，那就是有再好的间，又怎么用得上呢？唐俭那点小义，陛下何必疑心！」（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」语出《荀子·王制》，而太宗自己也常说这句话（见《贞观政要》），此处由李靖说出。末四句是全书论用间最重的一段话。底本「所以去大恶」，四库本作「大患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诚哉！『非仁义不能使间』，此岂纤人所为乎？周公大义灭亲，况一使人乎？灼无疑矣！」
太宗说：「真是这样！『不是仁义的人不能用间』——这哪里是小人做得来的？周公尚且大义灭亲，何况一个使臣？这一下清清楚楚，没有可疑的了！」（「非仁义不能使间」出《孙子·用间》。太宗的「灼无疑矣」，等了二十年。）
太宗曰：「兵，贵为主，不贵为客；贵速，不贵久。何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用兵贵在做主、不贵在做客，贵在快、不贵在久，这是为什么？」
靖曰：「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安在为客且久哉？《孙子》曰：『远输则百姓贫。』此为客之獘也。又曰：『役不再籍，粮不三载。』此不可久之验也。臣校量主客之势，则有变客为主，变主为客之术。」
李靖说：「兵是不得已才用的，哪有做客而又拖久的道理？《孙子》说：『远道输送就使百姓贫困。』这是做客的害处。又说：『征发不重复登记，粮食不三次转运。』这是不可拖久的验证。臣比较主客的形势，却另有变客为主、变主为客的术。」（两处所引皆出《孙子·作战》。「役不再籍」的「再」字，Kanripo 的四库本录文误作「冄」，维基文库的录文作「𠕂」，是录文之误，不是本子之异，说见卷末。）
太宗曰：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怎么讲？」
靖曰：「『因粮于敌』，是变客为主也；『饱能饥之，佚能劳之』，是变主为客也。故兵不拘主客迟速，唯发必中节，所以为宜。」
李靖说：「『就地取粮于敌』，这是变客为主；『敌人饱能叫他饥，敌人安逸能叫他劳』，这是变主为客。所以用兵不拘于主客迟速，只要一发动必定合于节，那就合宜了。」（「因粮于敌」出《孙子·作战》，「饱能饥之，佚能劳之」出〈虚实〉。结论把主客之辨也化进了节。）
太宗曰：「古人有诸？」
太宗说：「古人有这样做的吗？」
靖曰：「昔越伐吴，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，吴分兵御之。越以中军潜涉，不鼓，袭败吴师，此变客为主之验也。石勒与姬澹战，澹兵远来，勒遣孔苌为前锋，逆击澹军，孔苌退而澹来追，勒以伏兵夹击之，澹军大败，此变劳为佚之验也。古人如此者多。」
李靖说：「从前越国伐吴，拿左右两军鸣鼓而进，吴国分兵去抵挡；越国却用中军悄悄渡水，不击鼓，袭破了吴师——这是变客为主的验证。石勒与姬澹交战，姬澹的兵远道而来，石勒派孔苌作前锋迎击，孔苌一退，姬澹就追，石勒用伏兵夹击，姬澹大败——这是变劳为佚的验证。古人这样做的很多。」（越伐吴事见《左传》哀公十七年；石勒败姬澹见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铁蒺蔾、行马，太公所制。是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铁蒺藜、行马，是太公所制的吗？」（二者皆守御之具，《六韬·虎韬·军用》有之。）
靖曰：「有之，然拒敌而已。兵贵致人，非欲拒之也。太公《六韬》言守御之具尔，非攻战所施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有的，然而不过是拒敌罢了。用兵贵在调动敌人，不是要挡住它。太公《六韬》说的是守御的器具，不是攻战所用的。」（卷中以这句话作结，正好回到开卷的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。按四库本的卷中不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说见卷末〈底本与校例〉。）
卷下
卷下十五问对，五十一段。前半仍是兵理：分合、多方以误之、攻守一法、知彼知己、朝气昼气暮气；后半转入人事与去就——李𪟝可不可用、长孙无忌能不能共事、汉高祖与光武谁真会用将、遣将之礼要不要重定、阴阳术数该不该废。到最后一问「兵法孰为最深」，李靖答以道、天地、将法三等，说学兵要「繇下以及中，繇中以及上」，然后太宗说「道家忌三世为将者，不可妄传也，亦不可不传也。卿其慎之」，李靖再拜而出，把书全传给了李𪟝。一部讲奇正的书，收在一句关于传授的告诫上——这个结尾是后人伪托也好、实录也好，都收得极好。
太宗曰：「太公云：『以步兵与车骑战者，必依丘墓、险阻。』，又《孙子》云：『天隙之地，丘墓、故城，兵不可处。』，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太公说：『拿步兵跟车骑交战的，一定要依著丘墓、险阻。』而《孙子》又说：『天隙那样的地方，丘墓、故城，兵不可以驻。』这怎么讲？」（太公语见《六韬·犬韬·战步》一系；《孙子·行军》「绝涧、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陷、天隙，必亟去之」，此处引作「天隙之地，丘墓故城，兵不可处」。两书相反，太宗要李靖断。）
靖曰：「用众在乎心一，心一在乎禁祥去疑。傥主将有所疑忌，则群情摇；群情摇，则敌乘衅而至矣。故安营据地，便乎人事而已。若涧、井、陷、隙之地，及如牢罗之处，人事不便者也。故兵家引而避之，防敌乘我。丘墓故城，非绝险处，我得之为利，岂宜反去之乎？太公所说，兵之至要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用众在于人心齐一，人心齐一在于禁绝妖祥、去掉疑惑。倘若主将有所疑忌，众情就动摇；众情一摇，敌人就乘著裂缝来了。所以安营据地，只图便于人事罢了。像涧、井、陷、隙那样的地方，以及天牢天罗一类的所在，是人事不便的，所以兵家引开避它，防敌人乘我；至于丘墓、故城，并不是绝险之处，我得了它是便宜，怎么反倒该离开呢？太公所说的，是用兵最要紧的话。」（「禁祥去疑」出《尉缭子·战威》。先不论地形，先论人心——这是这一段的高处。底本「故安营据地」，四库本无「故」字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，行兵苟便于人事，岂以避忌为疑？今后，诸将有以阴阳拘忌、失于事宜者，卿当丁宁诫之。」
太宗说：「朕想凶器没有比兵更厉害的了。行兵只要便于人事，何必为著避忌而迟疑？今后诸将有拿阴阳拘忌误了事宜的，卿要切切告诫他们。」（「凶器」出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「兵者不祥之器」。记住这一条——卷下第十三问对，他还要亲自替阴阳术数辩护一次。）
靖再拜谢曰：「臣案《尉缭子》云：『黄帝以德守之，以刑伐之，是谓刑德。非天官、时日之谓也。』，然诡道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后世庸将，泥于术数，是以多败，不可不诫也。陛下圣训，臣即宣告诸将。」
李靖再拜谢道：「臣考《尉缭子》说：『黄帝用德去守，用刑去伐，这就叫刑德，不是天官、时日那一套。』然而诡道这种东西，可以叫人照著做，不可以叫人都懂得。后世平庸的将领拘泥于术数，所以多败，不可不戒。陛下的圣训，臣立刻宣告诸将。」（《尉缭子·天官》开篇即言此。「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出《论语·泰伯》，此处用得极冷：诡道是给人照著做的，不是给人懂的。底本「臣即宣告诸将」，四库本作「臣宜宣告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兵有分有聚，各贵适宜。前代事迹，孰为善此者？」
太宗说：「用兵有分有聚，各贵在合宜。前代的事迹，谁在这件事上做得好？」
靖曰：「苻坚总百万之众，而败于淝水，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。吴汉讨公孙述，与副将刘尚分屯，相去二十里，述来攻汉，尚出合击，大破之，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。太公云：『分不分，为縻军；聚不聚，为孤旅。』」
李靖说：「苻坚统著百万之众，却败在淝水，这是兵能合而不能分造成的。吴汉讨公孙述，与副将刘尚分开驻扎，相距二十里；公孙述来攻吴汉，刘尚出来合击，大破了他——这是兵分而能合造成的。太公说：『该分而不分，叫縻军；该聚而不聚，叫孤旅。』」（淝水之败在太元八年；吴汉与刘尚分屯败公孙述见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。「分不分为縻军，聚不聚为孤旅」出《六韬·龙韬·奇兵》，本站有《六韬》全本。）
太宗曰：「然。苻坚初得王猛，实知兵，遂取中原。及猛卒，坚果败，此縻军之谓乎？吴汉为光武所任，兵不遥制，故汉果平蜀，此不陷孤旅之谓乎？得失事迹，足为万代鉴。」
太宗说：「是的。苻坚当初得了王猛，实在是懂兵，于是取了中原；等王猛死了，苻坚果然败——这就是所谓縻军吧？吴汉被光武信任，用兵不受遥控，所以吴汉果然平了蜀——这就是所谓不陷于孤旅吧？得失的事迹，足以作万代的镜子。」（「兵不遥制」四个字，是这一段真正的落点。）
太宗曰：「朕观千章万句，不出乎『多方以误之』一句而已。」
太宗说：「朕看兵书千章万句，不出『多方去使他判断失误』这一句罢了。」（「多方以误之」出《左传》昭公三十年，卷上已引一次。这一句式与卷中李靖的「千章万句，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」正好对称。）
靖良久曰：「诚如圣语。大凡用兵，若敌人不误，则我师安能克哉？譬如奕棋，两敌均焉，一著或失，竟莫能救。是古今胜败，率由一误而已，况多失者乎！」
李靖过了好一会儿说：「诚如圣上所言。大凡用兵，若是敌人不失误，我师怎么能胜？好比下棋，两边本事相当，一著失了，竟就救不回来。所以古今的胜败，大抵由于一次失误罢了——何况失误得多的呢！」（这一次是李靖停顿。把胜负归给一著之失，是全书最接近博弈的说法。）
太宗曰：「攻守二事，其实一法欤？《孙子》言：『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』即不言敌来攻我，我亦攻之；我若自守，敌亦守之。攻守两齐，其术奈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攻与守两件事，其实是一法吗？《孙子》说：『善攻的人，敌人不知道该守哪里；善守的人，敌人不知道该攻哪里。』却没有说敌人来攻我、我也去攻他；我若自守、敌人也自守。攻守两边一样齐整，那术该怎么办？」（所引出《孙子·虚实》。太宗的问题很实。）
靖曰：「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，多矣。皆曰：『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』便谓不足为弱，有余为强，盖不悟攻守之法也。臣案《孙子》云：『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』谓敌未可胜，则我且自守；待敌可胜，则攻之尔；非以强弱为辞也。后人不晓其义，则当攻而守，当守而攻。二役既殊，故不能一其法。」
李靖说：「前代像这样互相攻、互相守的很多。人都说『守是因为不足，攻是因为有余』，便以为不足就是弱、有余就是强——这是不懂攻守之法。臣考《孙子》说：『不可被战胜的，是守；可以战胜敌人的，是攻。』意思是敌人还不可胜，我就暂且自守；等到敌人可胜，就攻他罢了，并不是拿强弱来说的。后人不懂这个意思，于是该攻的时候守、该守的时候攻。两件事既然分开了，所以就不能把法合成一套。」（「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」出《孙子·形篇》，向来被读成强弱之分；李靖不许，说《孙子》讲的是时机不是强弱。这是全书最好的一次读经。）
太宗曰：「信乎！有余不足，使后人惑其强弱。殊不知守之法，要在示敌以不足；攻之法，要在示敌以有余也。示敌以不足，则敌必来攻，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；示敌以有余，则敌必自守，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。攻守一决，敌与我分为二事。若我事得，则敌事败；敌事得，则我事败。得失成败，彼我之事分焉。攻守者，一而已矣；得一者，百战百胜。故曰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』其知一之谓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真是这样！有余、不足，使后人误以为是强弱。竟不知守的办法，要紧处在拿不足给敌人看；攻的办法，要紧处在拿有余给敌人看。拿不足给他看，敌人必来攻，这就是「敌不知其所攻」；拿有余给他看，敌人必自守，这就是「敌不知其所守」。攻守一经决定，敌与我就分成两件事：我这件事成了，敌那件事就败；敌那件事成了，我这件事就败。得失成败，在彼我两边分开。而攻与守本身，只是一件事罢了；得了这个一，就百战百胜。所以说『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』——说的就是知道这个一吧？」（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」出《孙子·谋攻》。「不足」「有余」到此从实情变成了示形。底本「攻守一决」，四库本作「攻守一法」。）
靖再拜曰：「深乎！圣人之法也。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，同归乎胜而已矣。若攻不知守，守不知攻，不唯二其事，抑又二其官；虽口诵孙、吴，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，其孰能知其然哉？」
李靖再拜说：「深哪，圣人之法！攻是守的机，守是攻的策，同归于一个胜罢了。若是攻不知守、守不知攻，不但把事分成两件，连官也分成两套；虽然嘴里背著孙、吴，心里却不去想攻守两齐的妙处，那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？」（「不唯二其事，抑又二其官」是唐代的实情：攻守分职，于是连法也分成两套。底本「其孰能知其然哉」，四库本作「然乎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司马法》言：『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』，此亦攻守一道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司马法》说：『国家虽然大，好战一定亡；天下虽然太平，忘了战一定危。』这也是攻守一个道理吗？」（《司马法·仁本》原文作「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」——本站《司马法》第一篇正作「安」。此处底本作「天下虽平」，四库本改作「安」，而上海图书馆藏刊本与底本同作「平」。可见改字的是四库的馆臣，不是本书的作者：传世的《问对》引《司马法》本来就作「平」。今仍底本而备记于此。）
靖曰：「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讲乎攻守也？夫攻者，不止攻其城、击其阵而已，必有攻其心之术焉；守者，不止完其壁、坚其阵而已，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。大而言之，为君之道；小而言之，为将之法。夫攻其心者，所谓知彼者也；守吾气者，所谓知己者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有国有家的人，何尝不讲攻守？所谓攻，不止是攻他的城、击他的阵罢了，一定还有攻他的心的术；所谓守，不止是修完壁垒、坚固阵势罢了，一定还要守住自己的气而有所等待。往大处说，是做君主的道理；往小处说，是做将领的法度。攻他的心，就是所谓知彼；守自己的气，就是所谓知己。」（把攻守从城与阵推到心与气，这是全书从兵法跨到治术的一步。）
太宗曰：「诚哉！朕常临阵，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，然后彼可得而知焉；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，然后我可得而知焉。是以知彼知己，兵家大要。今之将臣，虽未知彼，苟能知己，则安有失利者哉？」
太宗说：「真是这样！朕每每临阵，先料一料敌人的心与自己的心哪一个更审慎，然后才知道得了对方；察一察敌人的气与自己的气哪一个更整治，然后才知道得了自己。所以知彼知己是兵家的大要。如今的将臣，即使不能知彼，果真能知己，又哪里会有失利的呢？」
靖曰：「孙武所谓『先为不可胜』者，知己者也；『以待敌之可胜』者，知彼者也。又曰：『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』臣斯须不敢失此诫。」
李靖说：「孙武所说的『先使自己不可被战胜』，是知己；『等待敌人出现可被战胜的机会』，是知彼。又说：『不可胜在自己，可胜在敌人。』臣片刻不敢忘了这句告诫。」（所引皆出《孙子·形篇》。）
太宗曰：「《孙子》言『三军可夺气』之法：『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』，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《孙子》讲「三军可以夺气」的法子：『早晨的气锐，白天的气惰，傍晚的气归。善用兵的人，避开它的锐气，打它的惰气、归气。』这怎么讲？」（所引出《孙子·军争》。）
靖曰：「夫含生禀血，鼓作鬬争，虽死不省者，气使然也。故用兵之法，必先察吾士众，激吾胜气，乃可以击敌焉。吴起『四机』，以气机为上，无他道也，能使人人自鬬，则其锐莫当。所谓朝气锐者，非限时刻而言也；举一日始末为喻也。凡三鼓，而敌不衰不竭，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？盖学者徒诵空文，而为敌所诱。苟悟夺之之理，则兵可任矣。」
李靖说：「凡是含著生命、禀著血气的，一击鼓就起来斗争，死了都不省悟，那是气使他这样。所以用兵之法，一定先察看自己的士众，激起自己的胜气，才可以去打敌人。吴起的「四机」以气机为首，没有别的道理：能使人人自己肯斗，那锐势就没人挡得住。所谓「朝气锐」，不是限定时刻来说的，是拿一天的始末作比喻。凡是击了三通鼓而敌人不衰不竭，怎么能一定叫他变成惰归呢？这是学的人只会背空文，反被敌人引诱。若真能悟出「夺」的道理，兵就可以交给他了。」（吴起「四机」见今本《吴子·论将》：气机、地机、事机、力机，本站有《吴子》全本。底本「徒谓空文」，四库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并作「诵」，且卷中已有「但诵空文」，今据改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尝言李𪟝能兵法，久可用否？然非朕控御，则不可用也。他日太子治，若何御之？」
太宗说：「卿曾说李𪟝懂兵法，长久可用吗？不过不是朕控御著，他就用不住。日后太子李治，拿什么驾驭他？」（太子治即后来的高宗。这一问已经不是兵法，是身后事。）
靖曰：「为陛下计，莫若黜𪟝，令太子复用之，则必感恩图报，于理何损乎？」
李靖说：「替陛下打算，不如先把李𪟝贬斥了，让太子再起用他，他一定感恩图报——这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失呢？」（这条计策后来真的用了：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出李𪟝为叠州都督，高宗即位就召还拜相，见《旧唐书·李𪟝传》。一部兵书里最像权谋的一段，在这里。）
太宗曰：「善！朕无疑矣。」
太宗说：「好！朕不疑了。」
太宗曰：「李𪟝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，他日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李𪟝若是和长孙无忌一同执掌国政，日后会怎样？」（长孙无忌是文德皇后之兄，贞观朝第一外戚重臣。这一问把李靖架在火上。）
靖曰：「𪟝忠义，臣可保任也。无忌佐命大功，陛下以肺腑之亲，委之辅相；然外貌下士，内实嫉贤。故尉迟敬德，面折其短，遂引退焉；侯君集恨其忘旧，因以犯逆，皆无忌致其然也。陛下询及臣，臣不敢避其说。」
李靖说：「李𪟝忠义，臣可以担保。长孙无忌有佐命的大功，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他做辅相；然而他外表谦下待士，内里其实嫉贤。所以尉迟敬德当面指他的短处，就此引退了；侯君集怨他忘了旧情，因而犯了逆——都是无忌招来的。陛下问到臣，臣不敢回避这番话。」（尉迟敬德面折无忌之短而引退、侯君集以怨望坐逆诛，皆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。「外貌下士，内实嫉贤」八个字，后来被高宗朝的事情一一应验。末一句是全书李靖说得最险的一句。）
太宗曰：「勿泄也，朕徐思其处置。」
太宗说：「不要泄露，朕慢慢想怎么处置。」（太宗两次叫李靖保密，一次在卷中论诡道之后，一次在这里。）
太宗曰：「汉高祖能将将，其后韩、彭见诛，萧何下狱，何故如此？」
太宗说：「汉高祖能驾驭将领，可后来韩信、彭越被杀，萧何下狱，这是什么缘故？」（底本「汉高祖」，四库本作「汉高帝」。）
靖曰：「臣观刘、项，皆非将将之君。当秦之亡也，张良本为韩报仇。陈平、韩信皆怨楚不用，故假汉之势，自为奋尔。至于萧、曹、樊、灌，悉由亡命。高祖因之以得天下。设使六国之后复立，人人各怀其旧，则虽有能将将之才，岂为汉用哉？臣谓汉得天下，由张良借箸之谋，萧何漕挽之功也。以此言之，韩、彭见诛，范增不用，其事同也。臣故谓刘、项皆非将将之君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看刘邦、项羽都不是会驾驭将领的君主。当秦亡的时候，张良本是替韩国报仇；陈平、韩信都怨楚国不用他们，所以借汉的形势自己奋起罢了；至于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灌婴，都出于亡命之徒。高祖因著这些人得了天下。假使六国的后裔重新立起来，人人各怀旧主，那么就是有会驾驭将领的才干，那些人肯为汉所用吗？臣以为汉得天下，靠的是张良借箸的谋划、萧何转运的功劳。照这样说，韩信彭越被杀，与范增不被任用，其实是同一件事。所以臣说刘、项都不是会驾驭将领的君主。」（「张良借箸」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结句把韩彭见诛与范增不用并列，意思是用不住人和留不住人本是一件事。）
太宗曰：「光武中兴，能保全功臣，不任以吏事，此则善于将将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光武中兴，能保全功臣，不拿吏事去累他们，这就算善于驾驭将领了吧？」（光武保全功臣、不任以吏事，见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论。）
靖曰：「光武虽藉前构，易于成功，然莽势不下于项籍，寇、邓未越于萧、张，独能推赤心，用柔治，保全功臣，贤于高祖远矣！以此论将将之道，臣谓光武得之。」
李靖说：「光武虽然凭借了前人的基业，成功容易些，然而王莽的声势并不下于项籍，寇恂、邓禹也并没有超过萧何、张良；他独独能推一片赤心、用柔道治世，保全功臣，比高祖强得远了！拿这个来论驾驭将领之道，臣以为光武得著了。」（「推赤心，用柔治」承卷中赤眉入营一段。底本「寇、邓未越于萧、张」，四库本作「萧、曹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古者出师命将，斋三日，授之以钺，曰：『从此至天，将军制之。』又授之以斧，曰：『从此至地，将军制之。』又推其毂，曰：『进退唯时。既行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君命。』朕谓此礼久废，今欲与卿定遣将之仪，如何？」
太宗说：「古时候出师命将，先斋戒三天，授给他钺，说：『从这里往上到天，将军管著。』又授给他斧，说：『从这里往下到地，将军管著。』又推他的车毂，说：『进退只看时机。既然出发了，军中只听将军的令，不听君命。』朕想这个礼久已废了，如今想同卿定一套遣将的仪注，怎么样？」（授钺授斧、推毂之礼见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与《六韬·龙韬·立将》，本站《六韬》有此篇。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君命」是这套礼的要害。）
靖曰：「臣窃谓圣人制作，致斋于庙者，所以假威于神也；授斧钺又推其毂者，所以委寄以权也。今陛下每有出师，必与公卿议论，告庙而后遣，此则邀以神至矣；每有任将，必使之便宜从事，此则假以权重矣。何与于致斋推毂邪？尽合古礼，其义同焉，不须参定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私下以为，圣人的制作：在宗庙里斋戒，是为了借威于神；授斧钺又推车毂，是为了把权委寄出去。如今陛下每逢出师，一定同公卿议论，告了庙才遣将，这就是借神之威已经到了；每逢任将，一定让他便宜行事，这就是把重权借给他了。跟斋戒、推毂又有什么相干呢？如今的做法完全合于古礼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不必再去参定。」（一位老将婉拒了皇帝要给他加的排场。底本「何与于致斋推毂邪」，四库本作「何异」。）
上曰：「善！」乃命近臣书此二事，为后世法。
皇上说：「好！」于是命近臣把这两件事写下来，作为后世的法。（全书写成文入档的，只有这一次：「告庙而遣」与「便宜从事」两条写成了制度。）
太宗曰：「阴阳术数，废之可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阴阳术数，废掉它可以吗？」（这一问接的是卷下开头那道敕令，太宗自己要再确认一次。）
靖曰：「不可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托之以阴阳术数，则使贪使愚，兹不可废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不可以。用兵是诡道，托在阴阳术数上，才好役使贪的、役使愚的——这是不可废的。」（与卷中论四兽五行完全同调：假名目是御下之具。）
太宗曰：「卿尝言：『天官、时日，明将不法，暗将拘之。』，废亦宜然！」
太宗说：「卿曾说：『天官、时日，明白的将领不拿它当法，糊涂的将领被它拘住。』照这样，废掉也该是对的！」（太宗在这部书里最好的地方，就是会用对方的话堵对方。）
靖曰：「昔纣以甲子日亡，武王以甲子日兴；天官、时日，甲子一也。殷乱周治，兴亡异焉。又宋武帝以徃亡日起兵，军吏以为不可，帝曰：『我徃彼亡。』果克之。由此言之，可废明矣。然而田单为燕所围，单命一人为神，拜而祠之，神言：『燕可破。』，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，大破之。此是兵家诡道，天官、时日亦犹此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从前纣在甲子日亡，武王在甲子日兴：就天官、时日说，甲子是同一个日子，而殷乱周治，兴亡却不同。又如宋武帝在「往亡日」起兵，军吏以为不可，武帝说：『我往，他亡。』果然打胜了。照这样说，可以废掉是明明白白的。然而田单被燕军围住的时候，田单叫一个人扮作神，拜他、祭他，那神说：『燕可以破。』田单于是用火牛出击，大破燕军。这是兵家的诡道，天官、时日也正是这一类。」（纣与武王同以甲子日，见《尚书·牧誓》与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；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见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；田单火牛托神见《史记·田单列传》。三个例子的排法很讲究：前两个证明可废，第三个证明不可废。底本「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」，四库本无「昔」字。）
太宗曰：「田单托神怪而破燕，太公焚蓍龟而灭纣。二事相反，何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田单托神怪而破燕，太公烧掉蓍龟而灭纣。两件事相反，这是为什么？」
靖曰：「其机一也，或逆而取之，或顺而行之是也。昔太公佐武王，至牧野，遇雷雨，旗鼓毁折，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，此则因军中疑惧，必假卜以问神焉。太公以为腐草枯骨无足问。且以臣伐君，岂可再乎？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，太公成机于后，逆顺虽异，其理致则同。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，盖存其机于未萌也。及其成功，在人事而已矣。」
李靖说：「它们的机是同一个，或者逆著取它，或者顺著行它罢了。从前太公辅佐武王，到牧野遇上雷雨，旗鼓都毁折了，散宜生想卜个吉再走，这是因为军中疑惧，必得假借卜筮去问神。太公以为腐草枯骨不值得问，况且以臣伐君，难道可以来第二次吗？然而看散宜生在前面把机发动起来，太公在后面把机成全了——逆顺虽然不同，道理归宿却是一个。臣先前所说术数不可废，是要在它还没发作的时候留住那个机；等到成功，那就在人事罢了。」（太公焚蓍龟见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与《论衡·卜筮》所引。散宜生要卜，是因为军中已经疑惧；太公不卜，是因为疑惧必须当场断掉。末一句把整个阴阳之辨收干净了。）
太宗曰：「当今将帅，唯李𪟝、道宗、薛万彻。除道宗以亲属外，孰堪大用？」
太宗说：「当今的将帅，只有李𪟝、李道宗、薛万彻。除去道宗是亲属以外，谁当得起大用？」（道宗是宗室，故太宗把他先除开。这一问是要李靖点名。）
靖曰：「陛下尝言𪟝、道宗用兵，不大胜亦不大败；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。臣愚思圣言，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，节制之兵也；或大胜或大败者，幸而成功者也。故孙武云：『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』，节制在我云尔。」
李靖说：「陛下曾说李𪟝、道宗用兵，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；薛万彻若不大胜就必定大败。臣愚昧，想圣上这话：不求大胜也不至大败的，是有节制的兵；忽而大胜、忽而大败的，是侥幸成功的。所以孙武说：『善战的人，站在不败之地，而不放过敌人的败。』节制在我罢了。」（这是全书对「节制」下的定义，也是李靖一生用兵的自述。所引出《孙子·形篇》。薛万彻后来果然以谋反被诛，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。）
太宗曰：「两阵相临，欲言不战，安可得乎？」
太宗说：「两阵相对，想说不打，做得到吗？」
靖曰：「昔晋师伐秦，交绥而退。《司马法》曰：『逐奔不远，纵绥不及。』臣谓绥者，御辔之索也。我兵既有节制，彼敌亦正行伍，岂敢轻战哉？故有出而交绥，退而不逐，各防其失败者也。孙武云：『勿击堂堂之阵，无邀正正之旗。』若两阵体均势等，苟一轻肆，为其所乘，则或大败，理使然也。是故，兵有不战、有必战。夫不战者在我，必战者在敌。」
李靖说：「从前晋师伐秦，两军才一接触就各自退了。《司马法》说：『追败兵不追远，放退兵不赶上。』臣以为绥就是驾车的缰索。我的兵既然有节制，那边的敌人也把行伍排得正，谁敢轻易开战呢？所以有出去一交手就退、退了也不追的事——各自防著自己失败罢了。孙武说：『不要去打堂堂之阵，不要去截正正之旗。』若是两阵体势相当，一旦轻率放肆，被对方乘了空，就可能大败——道理本来如此。所以用兵有不战的，有必战的：不战在我，必战在敌。」（晋师伐秦交绥而退见《左传》文公十二年；「逐奔不远，纵绥不及」出《司马法·天子之义》，本站有全本。「勿击堂堂之阵，无邀正正之旗」出《孙子·军争》，底本「无邀」，四库本作「勿邀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不战在我，何谓也？」
太宗说：「不战在我，怎么讲？」
靖曰：「孙武云：『我不欲战者，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』敌有人焉，则交绥之间，未可图也。故曰不战在我。夫必战在敌者，孙武云：『善动敌者，形之，敌必从之；予之，敌必取之。以利动之，以本待之。』。敌无人焉，则必来战，吾得以乘而破之。故曰必战者在敌。」
李靖说：「孙武说：『我不想打，就画地而守，敌人不能跟我打，是因为我把它引错了地方。』敌人那边有懂的人，那么两军一接触就退的时候，还图不得他，所以说不战在我。至于必战在敌，孙武说：『善于调动敌人的，造个形给他，敌人一定跟；给他一点好处，敌人一定取。用小利去引动他，用实力去等著他。』敌人那边没有懂的人，就一定会来打，我就能乘机破他，所以说必战在敌。」（「我不欲战，画地而守之」出《孙子·虚实》，「善动敌者，形之，敌必从之」出〈势篇〉。「敌有人焉」「敌无人焉」，指的是有没有懂的人。底本「吾得以乘而破之」，四库本作「我得以乘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深乎！节制之兵。得其法则昌，失其法则亡。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，具图来上，朕当择其精微，垂于后世。」
太宗说：「深哪，有节制的兵！得了它的法就昌，失了它的法就亡。卿替我编述历代善于节制的人，都画成图呈上来；朕要挑出其中精微的，留给后世。」（李靖的书因此而成，也因此而佚。）
靖曰：「臣前所进黄帝、太公二阵图，并《司马法》、诸葛亮奇正之法，此已精悉。历代名将，用其一二，成功者亦众矣。但史官鲜克知兵，不能纪其实迹焉。臣敢不奉诏，当纂述以闻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先前所进的黄帝、太公两种阵图，以及《司马法》、诸葛亮的奇正之法，已经很详备了。历代名将用其中一两样而成功的也很多，只是史官很少懂兵，记不下那些实迹。臣岂敢不奉诏，当编述了呈上。」（「史官鲜克知兵，不能纪其实迹焉」——一句抱怨，却正是后人考李靖兵法只能靠《通典》的原因。《通典》卷一百四十八以下所引「李靖兵法」数十条，是今存唯一的实文。）
太宗曰：「兵法，孰为最深？」
太宗说：「兵法，哪一层最深？」
靖曰：「臣常分为三等，使学者当渐而至焉。一曰道，二曰天地，三曰将法。夫道之说，至微至深；《易》所谓『聪明叡智，神武而不杀』者是也。夫天之说阴阳，地之说险易。善用兵者，能以阴夺阳，以险攻易；《孟子》所谓『天时地利』者是也。夫将法之说，在乎任人利器；《三略》所谓『得士者昌』、《管子》所谓『器必坚利』者是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臣平常把它分作三等，让学的人循序而到。一叫道，二叫天地，三叫将法。所谓道，至微至深，就是《易》所说的『聪明叡智，神武而不杀』。所谓天，讲的是阴阳；所谓地，讲的是险易。善用兵的人能拿阴去夺阳、拿险去攻易，就是《孟子》所说的「天时地利」。所谓将法，在于任用人、磨利器，就是《三略》所说的「得士者昌」、《管子》所说的「器必坚利」。」（「聪明叡智，神武而不杀」出《易·系辞上》；「天时地利」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；「得士者昌」出《三略·上略》，本站有《三略》全本；「器必坚利」出《管子·七法》。四部书各出一句，正好配道、天、地、将法。底本「夫道之说，至微至深」，四库本作「至精至微」；「管子所谓」，四库本作「管仲」。）
太宗曰：「然！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，上也；百战百胜者，中也；深沟高垒以自守者，下也。以是校量，孙武著书，三等皆具焉。」
太宗说：「是的！我以为不战而使人家的兵屈服的，是上等；百战百胜的，是中等；深沟高垒自守的，是下等。拿这个比量起来，孙武著书，三等都齐备了。」（「不战而屈人之兵」出《孙子·谋攻》。皇帝到最后仍在做归纳。）
靖曰：「观其文，迹其事，亦可差别矣。若张良、范蠡、孙武，脱然高引，不知所往，此非知道，安能尔乎？若乐毅、管仲、诸葛亮，战必胜，守必固，此非察天时地利，安能尔乎？其次王猛之保秦，谢安之守晋，非任将择材，缮完自固，安能尔乎？故习兵之学，必先繇下以及中，繇中以及上，则渐而深矣。不然，则垂空言，徒记诵，无足取也。」
李靖说：「看他们的文字、按他们的事迹，也可以分出差等来。像张良、范蠡、孙武，超然远引，不知道去了哪里——不是知道「道」，怎么能这样？像乐毅、管仲、诸葛亮，战必胜、守必固——不是察知天时地利，怎么能这样？再次一等，王猛保住了秦、谢安守住了晋——不是任将择材、修缮完固，怎么能这样？所以学兵的人，必须先从下一层到中一层，从中一层到上一层，这样才渐渐深入。不然的话，就只是说空话、凭记诵，不足取了。」（末句与卷中太宗说的「但诵空文」遥相呼应，全书至此扣合。）
太宗曰：「道家忌三世为将者，不可妄传也，亦不可不传也。卿其慎之。」靖再拜出，尽传其书与李𪟝。
太宗说：「道家忌讳三代为将的，这部书不可以胡乱传人，可也不能不传。卿要谨慎。」李靖再拜出来，把他的书全传给了李𪟝。（「道家忌三世为将」见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所载「三世将者必败」之说。太宗把两难摆在那里，只说「卿其慎之」；而李靖再拜出门，就把书全给了李𪟝。这个结尾不解决任何问题，却是全书最好的一段叙事：一部讲奇正的书，停在「传给谁」上面。）
底本与校例
底本 维基文库《唐李问对》标点本（卷上、卷中、卷下三卷，五十问对，一百九十七段，正文一万零二百九十二字）。底本已施句读，并且把每一句发言各占一行、每一组问答之间空一行。本页的段与问答之界都是底本的，不是本页所立；问答之间那一道细横线，写的就是底本的空行。原书之目只有三卷，篇、章、小标题一概没有，本页也不代立。
通校 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《李卫公问对》三卷，无句读。录文取互相独立的两种——Kanripo KR3b0010 的 WYG 枝与维基文库《李卫公问对（四库全书本）》——二录文若相异，那是录文之误，不是本子之异。实际相异只有四处，其中三处是字形（𨽻／隸、𤼵／發二见），一处是真的录错：《孙子》「役不再籍」的「再」字，四库写本作「𠕂」，维基文库录作「再」而 Kanripo 录作「冄」（冉）。本页从「再」。
目验 要处另用第三个本子核对：上海图书馆藏《唐太宗李衞公问对三卷》白文刊本（Wikimedia Commons，PD-scan。半叶八行、行二十字，四周单边，卷端钤朱文藏书印二方，下一方作「上海图书馆藏」）。这个本子不出于四库一系，也没有注解，是一个独立的证人。本页的封面就是它的卷上卷端叶。底本与四库本相异的一百〇三条，凡本页据以改字的，都在这个刊本的书影上逐字看过。
四库本的分卷与传世诸本不同，这是本轮最要紧的一件事。四库本的卷上到「盖古法节制，信可重也」为止，卷中到「卿宜秘之，无泄于外」为止——比今本各早八百三十余字。《四库提要》自己说：「世所行本不分卷数，今依《文献通考》定为三卷。」可见这个分法是馆臣立的。但「世所行本不分卷数」这句话本身靠不住：上海图书馆藏的这个刊本分卷分得清清楚楚，卷末题「唐太宗李衞公问对卷上」正立在「卿得之矣」之后、「唐太宗李衞公问对卷中」正立在「非攻战所施也」之后，与今本完全相同（书影已目验）。本页从今本，并将四库本自己的两个卷界记在这里。
改字之例 三条都满足时才改：一、上海图书馆本与四库本一致而异于底本；二、底本之文不可通——不成义，或与本书别处自相矛盾；三、另有外证，即所引原书，或本书自身的内证。合此例者十二处，逐条见于各段注释：卷上「马隆计凉州」改「讨」（《晋书·马隆传》）、「莫能出其鬪阈」改「阃阈」、「十轨无里」改「为里」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、「齐桓有昭陵之师」改「召陵」（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）、「此大率孙吴之旧法」改「荀吴」（同段上文）、「不贵于人」改「责」（《孙子·势》）、「臣前曾部蕃汉」改「述」；卷中「〈束武令〉」改「束伍令」（《尉缭子》篇名）、「方生于正」改「于步」（下文「矩其步」）、「度量方国」改「方圆」、「势加彍弩」改「势如」（《孙子·势》）；卷下「徒谓空文」改「诵」（卷中「但诵空文」）。
二本一致而底本独异、然底本可通者，一律不改，校语见于各段注释。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卷下第十四问对：《司马法》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」——《司马法》原文作「安」——本站《司马法·仁本》正是如此；四库本亦从原文，而底本与上海图书馆本并作「平」。改的是四库的馆臣，不是这部书：传世的《问对》引《司马法》本来就作「平」。若没有那个刊本的书影，本页多半已经照《司马法》改掉了。同类的还有卷上「戎车三百辆」（四库作三千）、「太公以百夫致师」（四库作制师）、「凡车千乘」（四库作十乘）、「多筭胜少筭，有以知少筭胜无筭」（四库无「有以知」三字）、「虽庸将未败」（四库作难败）、卷中「三令五申」（四库作五甲）、「一部受敌」（四库作一步）——七处都是底本不误而四库本误，刊本一一站在底本这一边。
另有两事 一、底本的本文里夹著十来个半角空白（「斯得之矣 。」「远至 于西域」之类），是输入之屑，不是标点，已删。二、底本自身字形小有参差：「案」十八处而「按」一处，已统一作「案」；「〈史记．穰苴传〉」的书名号与中点与全书不一，已改作「《史记·穰苴传》」。此外本文一字未动。
异文的数目 底本与四库本逐字对校，得异文一百〇三条、一百〇七字位；字形与通用之异另有五百二十七处，不计入（玄／𤣥——四库本避清圣祖玄烨讳作缺笔的𤣥，通篇如此；鬬／鬭、護／䕶、旨／㫖、蔾／藜、說／説、筭／算之类，以及案／按、常／尝、校／较、繇／由、蕃／番之类的通用）。异体的判定用台湾教育部《异体字字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与 CJKVI 诸表。
这部书的真伪 自北宋以来就是一桩公案，而《四库提要》把各家的话都收齐了，值得照录其要：何䓕《春渚纪闻》谓苏轼尝言《文中子元经》《关子明易传》及此书皆阮逸所伪撰，苏洵曾见其草本；马端临据四朝国史兵志，谓神宗熙宁间尝诏枢密院校正此书，似非阮逸假托；胡应麟《笔丛》称其词旨浅陋猥俗，最无足采，而阮逸亦不应鄙野至此，当是唐末宋初村儒俚学掇拾贞观君臣遗事而为之；郑瑗谓问对之书虽伪，然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。提要自己的判断是：「其果出阮逸与否，固未可定，而非靖所自著，则绝无可疑。」本页不替这桩公案下判语，只把两件可以核的事说清楚——其一，书中所引《汉书·艺文志》太公《谋》八十一篇、《言》七十一篇、《兵》八十五篇，数目与汉志全合；其二，李靖本人的兵法实文今存者惟《通典》卷一百四十八以下所引数十条，读者可以自行拿去比对。至于书中的人与事——盖苏文、薛延陀、瑶池都督府、松漠饶乐二都督府、破阵乐舞、平萧铣不籍伪臣家、唐俭之疑、黜李𪟝以待太子——没有一件不见于两《唐书》。
在武经七书里的位置 元丰三年神宗诏校定武经七书，《问对》是七部里最晚出的一部，也是唯一的唐代之书、唯一通篇问答的书；历来刊本多把它排在末位，本站的书架也如此。这是 #484 所定「武经七书补全」一路的第五部，与《六韬》《三略》《司马法》《吴子》同出一轮；加上早已在架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七书至此只差《尉缭子》一部。四库本卷首的提要末署「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」，总纂官纪昀、陆锡熊、孙士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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